在外放羊时，由于无聊，我经常用书来打发时间，在我的要求下，儿女每次回来，给我带得最多的，当然也是书。
这次，女儿要走时，偷偷地塞了一本书给我，同时还郑重其事地说：“爸爸，你该看看三毛的这本作品了，也是关于沙漠的！”
说到这里，女儿还调皮地对我眨了眨眼睛，“您看这本书时，一定要记住，如果碰上让您感动的片断，一定要用我们克里雅人的语言，讲给妈妈听！”
儿子和女儿走了以后，我翻开了这本书。
女儿说得不错，三毛和荷西的故事，确实让我感动，特别是在撒哈拉沙漠上的那一段经历。
我看完以后，便按女儿的提醒，将三毛和荷西的故事，开始讲给古丽听。
当我讲到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腹地租房的那一段故事时，古丽一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一边伏在我身上哭了。
后来，我将三毛写给荷西的一句诗，再次翻译给她听时，古丽不禁泪眼婆娑，忙不迭地说：“这个女人了不得，写得太好了，太好了，写到我的心坎儿上了！”
每想你一次，
天上飘落一粒沙，
从此形成了撒哈拉。
我与古丽结婚后，几乎所有的克里雅男人，都把我这个内地来的汉人，称为“沙依玛洪”，意思是“怕老婆的男人”，我却毫不在意。
在达里雅布依，离婚率出奇的高，纯朴的克里雅人在婚姻方面，有着充分的自由。他们认为，离婚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很多克里雅人，甚至在五六十岁的年纪，依然还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爱情。
作为旁观者，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结婚太早了，很多的年轻男女，彼此还没有充分了解，就仓促地结婚成家了。
当他们成熟后，男人一旦觉得婚姻不合适，只要当着妻子的面，摔三次帽子，婚姻就自动终止，两人互不相欠，就可以重获自由，开始寻找自己的伴侣。
至于原因，说起来挺长的，或许跟我的经历有关吧。
一九六九年春天，我十九岁，在成都读高三，准备报考野生动物方面的专业，我打小就喜欢动物，想成为一名动物学家。
可是，我美丽的梦想，却被时局粉碎了。
我们家受到了牵连，母亲为了撇清关系，立即离婚改嫁，父亲作为“资本家”的后人，因不堪凌辱选择了自杀。
学校所有的学生，包括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高三学生，都接到了通知，要下放到新疆乡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改造。
家庭的各种变故，一系列的打击，我的心情降到了冰点。但无论如何，我走之前，还是到了大邑乡下的奶奶家，去向年迈的老人告别。
在奶奶家，我从墙上那些已经发黄的报纸上，竟然发现了六十年代初，关于达里雅布依和克里雅人的有关报道。
从报纸上面，我得知克里雅人生活的达里雅布依，也就是克里雅河下游的绿洲上，那里离最近的城市于田，还有两百多公里的距离。
报纸还评论说，克里雅人远离热闹与繁华，依然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达里雅布依是现实生活中，唯一世外桃源般的存在，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深深地吸引了我。
墙上的那份旧报纸，我反复看了不下十遍，至于奶奶的反复叮嘱，竟然一句也没有记住，脑子里全是关于克里雅人简朴的生活场景。
接下来，我与其他学生一样，坐上了去新疆的火车，狂热的知识青年们，都在憧憬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因而没有大多的精力，来非难我这个“资本家”的后人。
但从那高昂整齐的口号声中，我知道即便是到了遥远的新疆农村，“根正苗红”的红卫兵们，依然不可能放过我。
就这样，我在火车上，作出了影响一生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