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永丰九年，皇帝命令内务监和工部督造佛塔，因佛塔的规模实在太过浩大，所用的人力木料不计其数。
工匠力夫等还能就近招揽，做大梁的木料却要从滇南、贵州等西南林区转运到京安，路途遥远不说，道路还不通顺，一根主梁运到京安居然要耗费五万余两，修葺佛塔每年所耗费的国帑竟占到大荣朝国库进收的三分之二再加上镇边的辽东军、西北军军费每年都在增加，国库渐渐入不敷出。
到了永丰十二年，财政进一步紧缩，赤字终于扩大到朝廷不得不向下加税的地步。
永丰十四年，朝廷对普通民众的加赋已经征到了往后五年，大荣财赋重地东南和粮赋重地湖广更是往上连加了好几番，东南和湖广的民众苦不堪言。
永丰十四年末，饱经重税折磨的福建、浙江等地接连爆发大规模的私船出海走私案，涉案者众多，甚至有封疆大吏和地方大族参与其中。
昔日太祖制定海禁，规定民船片板不得下海，更是严令禁止民间与外藩商人的私下贸易；太祖在福建、浙江、广东设市舶司，又先后设黄渡、宁波、泉州、广州、云屯、福州等港口，一切对外贸易皆由市舶司负责，所属官员对外藩进贡商船行辨明勘合、征税、组织贸易等职权，史称为朝贡贸易。
海禁政策到了永丰年间逐渐宽松，对于民间一些小规模的出海，只要上下打点好了，地方官和市泊司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像这次这样规模这么大的走私案开国以来实属第一次。
在静安宫里念了八年经的皇帝终于坐不住了，他走出静安宫的大门，走进文渊阁，指着众大臣大骂道：“汝等欲让朕获罪于千古乎”
大臣们慌了，靖查所逮到机会复起，尘封已久的靖查所诏狱很快就被东南犯官填满，不过江封显然要比他的前任邹渊汲低调内敛得多，他没有用私刑，办案也尽量公允，这让朝野紧绷的神经稍稍松懈。
永丰十六年，东南倭患爆发。
五月，六十七名倭寇在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流劫杭、严、徽、宁、太平等地，大荣正规军、地方民团望风而溃，倭寇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最后居然进犯到应天城下，在守军用火铳射击后倭寇才后退，从秣陵关逃窜。
区区六十余名倭寇，居然在中国腹地流窜数千里，杀伤中国军民四五千人以上，共杀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攻入两个县城，一共进行了八十多天才结束，此后返复而来的倭寇达上万人，东南一片大乱。
时任浙直总督的李应时被革职流放，时任浙江军卫都司指挥使的秦昌被斩首，其余牵连人员比两年前走私案更多，皇帝任兵部侍郎王济为浙直总督统领浙直军政，平调京安武骧卫佥事徐能为浙江都司佥事，领参将，防守宁波、绍兴、台州。
永丰十七年，因徐能在东南大规模训练新军，加之先前西北、辽东的军费和皇家佛塔的耗费，朝廷国库巨大的亏空终于堵不住了，丞相商雒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畅道兴商，以固国本。”的方略，其意为解除商人的种种限制，振兴商业，收取商税以弥补国库巨大的亏空。
一般国库亏空了，要么打主意到百姓身上，要么打主意到商人身上，现在百姓已经不堪用，再施压于百姓只怕会激起民变，商雒本是商人出身，最明白行商的暴利，得出这条计策也不奇怪，然而此计一出，全天下哗然，一些年轻之士更是大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