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巡抚毕自严肩上担子很重，既要保证南方运来的大量、海量物资能有序、安全运往北京，还要分拨运军及民运运力，使宣大、蓟辽都能得到来自天津的补给。
作为新设立的巡抚衙门，毕自严也认领了新军编训额度。天津是漕运中转集散地，在这里训练新军能就近得到最佳的补给，节省运输虚耗。也是皇明三边封堵国策中的三边之一，另两个是蓟辽督师和登莱巡抚。
毕自严职责更倾向于编练新军，京运、民运这两个运输系统有兵部、户部派到天津坐镇的协理侍郎主抓，毕自严只负责协助者两个单位，予以配合、执行。
京运、民运存在严重的运力虚耗，朝廷出钱粮养着的运船、运军开春北上时，运来南方的一切物资都是北方急缺的，价值、利润不菲。
所以官方运力被侵占严重，运船北上途中多有夹带，被京中宫廷、勋戚、豪强、官员、商人侵占，他们的物资多运一些，户部、工部、兵部的物资就少运一些。
朝廷维护运河、运船、运军的支出是固定的，运输效率越高，获利就越大。
偏偏本身效率低下，仅有的运力还被侵占，户部不得不想出一个可笑的办法：给民间商船分摊运输任务。这种托运方式，反而比朝廷自身的官方运力快捷、高效，成本还低。
毕自严本想多造运船增加官运运力的，可登莱巡抚陶朗先前年就这么干了，而且干的十分出色，结果今年初被抓到诏狱治了个贪腐之罪，一来二去审不出什么，就把陶朗先个关在诏狱里，让许多人寒心不已。
有隔壁陶朗先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面前，政务忙碌的毕自严纵然有许多想法，现在也只能忍着、憋着。
至于天津港口许多本该卖到北京的物资被人截留，转向经保定、滹沱河拉到真定府之类的小事儿，也就不是毕自严能注意到的。
陶朗先被处置，寒的不仅有毕自严的心，孙元化的心也被伤的很严重。
在鹿泉谷里待了十多天，孙元化幡然醒悟，若不是绝望无助，他又怎可能去学习泰西之学？
如今混元教要什么有什么，既能奉天法祖不失祖宗传统，又能有强国富民的具体理论，那还委屈自己学什么泰西之学？
于是，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里，孙元化带着熊文灿的儿子熊钟楚、侄子熊钟吴及大大小小混元教控制的商船来天津做买卖。
他们采购南方运来能用得上的东西，上好的苏钢、闽铁，药材、布匹……偏军用的物资价格走俏，还多是黑市流出来的，源头直指官仓。
孙元化抛头露面，在天津这个南北漕运中转枢纽中自然遇上了许多熟人，比如御史杨廷筠。
在天津，有一段孙元化、杨廷筠的共同记忆。
杨廷筠资历很深，孙元化执弟子礼，两人交谈时议、国患之事，并一同参游天津巡抚毕自严的新军训练基地……不出意外的话，这座他们修建的营地，本该由他们这些掌握西学的西学党官员来督练天津新军。
为做好这件事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出资采购了许多器械，就连正统的红夷大炮都凑钱买了四门。
孙元化来天津，目的就是为了这四门红夷大炮。
把钱补给李之藻、杨廷筠和其他一些家乡出资的士绅，孙元化就能拿到这四门封存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之所以封存，源于当时徐光启不肯妥协，就编训新军一事，徐光启一口咬死。花多钱办多少事，非要逼着兵部给足额的钱粮编练新军，钱粮不给足，那就不干这差事。
朝中东林人虽自诩开明，对待西学是热切的，对待与西学捆绑的拜上帝教，就有些厌恶、抵触了。
徐光启很受打击回乡养病，可许多尾巴还要处理，师尊甩手一走，孙元化不能跟着走。
他处理的后续事情就与大家投资、赞助的钱有关，本以为徐光启能当天津巡抚，大家一起凑钱先采购火炮、火铳，火炮、火铳买到手，结果徐光启丢官，那大家投资怎么算？
总不能平白无故交给后继的天津巡抚毕自严，于是四门火炮就地储放在江西广信府城，等着徐光启东山再起后使用。
结果掌政的东林人弃了徐光启，着重任用李之藻、杨廷筠，还舍得花钱。
李之藻以光禄寺少卿职务管理工部郎中事，亲抓造炮一事；御史杨廷筠也得到重用，带了好大一笔钱去澳门采购红夷大炮。
连带之前四门，杨廷筠又采购了二十六门，一共三十门红夷大炮！
这三十门红夷大炮，此刻就在天津码头！
不仅这些，还有从福建、广东找来的铸炮工匠，其中包括几名在吕宋帮佛郎机人铸炮的中国工匠。
作为朝野鼎鼎有名的西学党，孙元化自然清楚东南沿海的情况。
北京兵部急缺的红夷大炮……实际上广东、福建地方就能铸造，二三十年前就能铸造。
要么是地方官员勒索、威胁荷兰、佛郎机的武装商船，让这些武装商人以船上火炮冲抵商税。
毕竟只有这样的红夷大炮摆到城头、炮台，当地官员才能睡个安稳觉。
或者从被俘的‘红毛番’商船上自己拆卸，再要么就是打捞沉船。
有了红夷大炮实体，以东南的冶炼、仿造技术，自然不是多困难的事情。
比如‘雷州府海康县红毛番大炮二十余位，肇庆府阳江县有东南夷大炮二十余位’，这可都是东南地方官攒下的东西。
红夷大炮，在西学党眼中真的不是稀奇东西，铸炮技艺更是简单，照着比例尺铸造就对了。
保持比例尺，三千斤、四千斤、五千斤大炮随意铸造！
“三十门大炮……这真是气运所钟，合该吾辈成就大业！”
本就心灰意冷的孙元化招待杨廷筠，畅谈报国无门之心迹，灌的杨廷筠颠三倒四，还不忘宽慰孙元化：“督师孙公知人善用，初阳不必苦闷，他年自有出头之日。”
杨廷筠已年过六十，胡须略白，长呼一口气：“初阳还能等得，老朽却是等不得了。”
孙元化饮一杯闷酒，苦笑不已真情流露：“登莱之事，令晚生心中生出无限郁闷。这股郁气不消，哪有心力去做他事？”
登莱巡抚陶朗先做得好不好？自十年前就任登州知府以来，就积极开荒种田，考政绩第一予以超擢任用。
辽东事变后，陶朗先又受到特殊任用，违背调离原则被任命为登莱巡抚。
任期内安抚渡海逃难的辽民以工代赈又积极开垦荒地，以粮养工，以工锻造器械、造船，一套组合拳下来使贫瘠的登莱二府超额完成了熊廷弼要求的军需补充任务。
这已经不像一团黑夜中的火焰，而是炸裂燃烧的火药、烟花，让太多、太多的官员脸上无光。
仅仅是陶朗先上奏开海禁，从海路运粮一百八十万石，节省陆路运输需要开支的五百万预算运费……就给捉襟见肘的朝廷立了大功。
可换个角度来看，五百万运费，从勋戚、官员再到豪强、商人，多少人就指望着这个发财，你开一个海禁，就少了五百万开支……你还想不想活了！
入了诏狱，陶朗先死定了。
他的一腔热血泼在无数人脸上，冰冷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