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紧急的时候，“悉五尺13岁至六十”均得征发，有时成年女子也被征发以助军。
战国时，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各国组建了数目不同的精锐部队。
为保证这支部队的素质，有些国还采取召募精壮入伍，再加以特殊的训练的方法，如“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上述召募制是与普遍实行的征兵制同时并行的。
其次是军队编制和兵种。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队的编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管仲组建齐队时，以“作内政而寄军令”为基本原则，以“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
为具体内容，把社会组织作为军队编制的依据，使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即所谓“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
“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
这样将地缘的行政的组织与军事编管高度结合起来，可以使官兵之间、兵兵之间互知根底短长，可以人尽其才，有效地发挥互助和互相监督的作用，赏罚易于公平，这在当时对于巩固军伍、加强战斗力、便于管理，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
因此总体说来，基本上还是“寓兵于农”和“兵农合一”的编组形式。
以卒伍为基本军事编制单位，是春秋战队编制的共同点，同时，还有适合于作战的战斗编制，如“战车之制”。
通常以一辆战车配备甲士10人，步卒20人，车上主力3人，执矛者居右，执弓者居左，御者居中，驷马驾车，余者为预备和护从。
春秋战国时出现了许多新的兵种，如楚、吴、越等国有水军，在一支船上配备弓、戈、戟、剑、盾等不同武器装备的战士和专门的划船手。
后来还发展起可以独立作战的骑兵以及专门攻坚的云梯兵和弹石兵，增加了兵种，扩大了作战范因。
这些兵种的“装备、编成、编制、战斗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并且随着战争经验的丰富，继续得到发展完善。
如秦国商鞅变法，以什伍为基本单位，实行连坐，“五十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
也就是说，以编伍配合军功，并且实行连坐赏罚，以发挥每个编组的最大战斗力。
同时还进行军事行政和管理。
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对军队的行政建置和管理，在每一级编制内都设有军官主管军事行政事务，以实行层层控制。
当发生战事时，君主命将出征，主管将领在一定程度上有指挥和管理所部的权力。
但是这种权力是很有限的，君主们总怕军权旁落，总是尽可能把持着军队的调动部署权。
兵符，亦称甲兵之符或虎符，其状为伏虎形，一分为二，以样相合，上有铭文，右半存君主处，左半颁发给将领。
凡调动军队50人以上，必须有玉符会合将领左半符，并以文书指令为准。
所以，魏国信陵君救赵时，首先窃得深藏在魏王宫中的半个虎符，然后又假造文书才取得将军晋鄙所率的8万军队的指挥权，解了赵国之围。
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管理，各国还相继建立了一整套军事刑罚制度。
这套制度包括死刑、肉刑、财产刑、自由刑和流刑等刑罚等级。
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在死刑中又区分为杀、戮、斩、枭首、车裂、灭族等不同种类。
肉刑则有鞭、抶、墨、贯耳等差别;财产刑也有赎、罚、没等差别;自由刑有沦为徒隶、鬻其妻儿等差别;流刑有近、远、边、戍等差别。
此外，还有一套名目繁多、规定严格的军事犯罪名目，形成特有的军法体系，在军事刑罚的执行上，上一级将领对下级军官和士卒有权实行肉刑以下的处罚，然后报主要将领备案;死刑要上报君主核准。
在战场上，统兵将领握有对一般军人的生杀大权，可以执行斩首以下的死刑，对于地位较高的军官，要押解回京，候君主裁决，对于战败、逃跑、叛变、降敌等严重犯罪者则可以就地处置，事后再报告君主。
这套军事刑罚管理体系，在当时被认为是维持军队纪律、提高军队素质、保证战争顺利进行所不可缺少的。
此外还包括军事理论的发展。
要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战争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因此产生了许多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帅以及专门研究军事的理论家，他们著书立说，不仅对当时的战争有指导意义，而且也丰富了我国的军事学术史，并且直接影响以后的军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像是据汉书卷30艺文志所载:“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这35家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
艺文志收兵书篇，图43卷，还包括部分秦汉的著作。
这53家又分为“权谋”、“阴阳”、“形势”、“技巧”四大类。
“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
“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技功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
诸家的理论大多是对当时实战战例的总结和军事策略研究的结晶，而且相互兼容并蓄，大大的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军事理论。
其中影响较深的、至今尚流传不衰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兵书，今天仍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受到中外军事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比较值得称道的就是法律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