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林则徐一样，他也主张清政府要了解西方国情向西方学习。
而且他早年还曾到海外游历，编译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地图、地志、世界各国风情、物政治制度、历史变革，并分析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提出自己的战略思想，为夷攻夷而作，对近世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康有为、谭翮同等以及日本维新人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此外就是徐继番，字健男，号松盒，山西五台山人，曾行广西广盐运使、巡抚等职务。
从1841年起，他利用职务上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就开始广泛的搜集外文资料，地图书册，参阅大量史书，撰写瀛环考略，后经修改，改名瀛环志略，1848年正式发行，该书年代后，成为人们了解世界概况的必读书，王韬认为这是“当今有用之书”，因为它“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
因此梁启超评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诚为当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称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还有冯桂芬也值得称道，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十二年中的举人。
曾撰写采西学议对翻译发表有见地议论。
而且他曾受林则徐影响，并成为林的门生，包括他曾在上海任职，接触资产阶级思想，主张改良政治，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对手来的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产生过积极影响，但后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倒历史的车轮。
冯氏重视翻译工作，在上海任职期间，曾“设广方言馆，求博通西学之才，储以济变”。
此外，他在1861年撰写并出版的〈校頒庐抗议〉一书中非常系统的阐述其变法改良思想。
像是条西学议是书中的一个章节，论述释译事业之重要性，并最早提议清政府他办“翻译公所”，为国家培养翻译人才，在近代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采西学议中，冯氏还回顾世界文明发展史与科学发展的关系，并对明中国当时的现状，提出了翻译任务的迫切性和艰巨性。
并且冯氏还将翻译工作提为“天下第一要政”，明确了翻译对于当时时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说明翻译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所带来的巨大威力。
他的纲领性改革主张是“以中国之伦常，各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后来又逐渐演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主张。
还包括1862年冯氏撰写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并建议在上海、广州也设立同文馆。
论文中还谈到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希望与前景:“至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日尚象之法，皆有成书，经译者十之一二耳，必能尽见其未译之书。如能探赜索隐，由粗迹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于水，表出于蓝”
此外，清代西学东渐催生的第二个新生事物就是各地翻译会馆的建立。
将西书变为中文，将西学转化为中国人理解的知识。
例如咸丰末年，英法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政府再次败北，又再次被迫与洋人签订了割地赔款的耻辱协议。
于是1861年恭新王奕沂等人提议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处理外交事物，部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
奕沂在当时的奏折中写道:“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辩，一切隔膜，要望期能妥协，从前俄罗斯文字曾例定设文馆学习，具有深意;今日文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似宜量为鼓舞，以资观感。”
可见翻译是洋务运动派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而洋务派是改良派之后的又一个保守地主阶级，他们倡导译西书，与外国进行通商，但思想上却是保后天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奕沂等。
掌握中央和地方军权的官僚以马建忠、王韬、容闳等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出身买办行列的企业家和经营者如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同时还包括一大批科学家如李善兰、徐涛、华衡芳。
所以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不断分化更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演变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
他们认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于是李鸿章便倡议说:“中国欲自强，则英如学习外国利日;欲学习外国利日，则英如寻制日之日”。
于是洋务派创办、制造局，制造兵器，并开办学馆，培养译员，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于是开成了第二次科技翻译。
到了同治元年，同文馆正式开办，奕诉再次上书同治皇帝，请奏聘请外国教师，到同文馆任教;“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诸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
此后同治二年二月，江苏巡抚洋务派代表李鸿章请求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到1865年，洋务派兴办“江南制造局”，1867年该局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金楷理、林乐知、玛高温等人从事翻译，由局员徐寿、华衡芳、王德钧、徐建寅等协助工作，至清末，该书共译西约200种，大多是兵工、科技类书。
该局总办冯焌光曾说过:“枪炮火药与轮船相维系，翻译与制造相表里，皆系今日要图，不要偏废”。
而另一洋务派代表两广总督张之洞则兴办自强学堂，在其招生章程中强调“自强之遁，贵手周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人会通博采”。
像是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列广译，阐述他的翻译主张。“多译西国有用之书，以教不习西文之人“是培养译才，发展翻译事业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他将翻译之学分为“上、中、下”三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他还将译书之法分为三种:一是各省多设译书局，二是出外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三是鼓励书贾，文人广译西书。
他还在广译最后强调翻译东洋之书的必要性。
第二阶段的科技翻译同第一阶段一样，都有外国传教士的参加，但有两点不同，一是“虽创始于客卿，继起者则均系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