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可惜的是，由于资料的匮乏，这一小节的论述还不够充分，题中虽云“戏班”却并未正面论及戏班的相关情况，似有避重就轻之嫌。
论文有吴晟宋元民间戏班说略，探讨了古代民间戏班的起源，描述了宋元时期民间戏班的几种主要形式及其特征和卖艺生涯，分析了戏班伶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同时对明代戏班的研究中，张发颖中国戏班史中明代一般营业戏班及其营业演出活动一章以及赵山林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中明代宫廷与宗室演剧明代职业戏班的演出、明代的家班三章均进行了论述，探讨了明代伶人地位与班社组织及戏班演出收入等问题。
此外还有两篇相关论文，像是欧阳江琳、李舜臣的略论明代南戏戏班一文对明代南戏戏班各方面进行了描述，认为明前期南戏戏班主要活跃在乡村赛社的祭祀场合，中期则开始转入城市。
且由于以求食营利为目的，南戏戏班流动频繁，彼此间竞争互补，推动了南戏的广泛流播。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南戏戏班的组织可分职业、临时以及家乐的三种班体形式，演员则以男性为主。
还有吴召明略论晚明戏班与昆曲声腔传播一文认为戏班在晚明昆曲声腔传播方面居功至伟，对昆山腔成为风靡全国的大剧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扩散作用。
进而从传播的角度，通过探究这一时期职业戏班与家乐戏班的兴盛原因及其对昆山腔的影响，考察了晚明剧坛繁荣的文化机制。
对清代戏班的研究，张发颖中国戏班史中清代北京昆、京、秦、徽诸班的递嬗、清中叶以后以徽班为主的北京剧坛两章以及赵山林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中清代的职业戏班与戏园包括职业昆班、京腔秦腔戏班、徽班等一章均进行了论述，均主要着眼于雅部与花部此消彼长的历史进程中各大剧种戏班的生存状况。
此外，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有关戏班研究的学术论文冼玉清的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从清代广州魁巷“外江梨园会馆”碑记的原始资料出发，对清朝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河南、广西六省外江班在广东的班社组织、行会制度、演唱活动及其与对外贸易和本地班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胡忌太平天国时期的昆剧对太平天国时期为政治、军事直接服务的戏曲科班“同春班”的演出情况进行了描述，认为这不过是昆曲的回光返照。
而且，各地也就是苏州、南京、北京、扬州、温州等地剧坛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明清戏曲演出研究中的热点。
其中便包括了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戏班所进行的地域性考察，学者的关注点一般集中于苏州、扬州的戏班，以昆曲戏班为主。
对苏州昆班的研究有：吴新雷苏州昆班考分“明清时期苏州的昆曲家班”、“清代前期苏州的职业昆班”、“晚清姑苏四大昆班及其他”三个部分，对明清以来昆曲戏班以苏州为中心
向全国传播而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局面进行了阐发，并述及1921年苏州“昆曲传习所”的建立及其未昆曲培养继承人之功。
因此综合考量这一戏剧现象形成的多重文化机制，发掘晚明苏州剧坛在明清戏剧发展流变中的戏剧史意义，进而深入探究戏剧艺术生存发展的某些规律。
所以他的论文的第六、七章便通过对苏州职业戏班、家乐戏班的兴起及其演剧活动的考察，分析苏州作为全国演出中心的独特地域文化成因。
至于对扬州戏班的研究有：吴新雷扬州昆班曲社考考察了明清两代扬州职业昆班和家庭昆班同时兴盛的景况，认为是清代康熙和乾隆历次南巡，盐商巨贾为接驾而组班献演。
所以使得扬州成了全国剧坛的中心，造成了昆腔“七大内班”乃指七位盐商的家班，因其起始是为了接驾献演。
故扬州画舫录称之为“内班”，出春台班属花部以外其余均为昆班的特殊声势。
而光绪年间“扬州老洪班”进驻上海，在集秀戏园公演了五个多月，实力惊人。
此外，扬州还流行业余的昆曲清唱，时至今日扬州曲社仍一脉相承。
像是韦明铧教几个小小蒙童扬剧科班实录对近现代扬州的新新社、民鸣社、永乐社、兰字班、霞字班、鸾字班、许字班等科班进行了介绍。
此外，亦有对其他地区戏班的研究，如郭勇清末四川境内戏班特点一文便对清代末年川剧戏班的流动性、松散性、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充满巴渝地域性的演剧特色等进行了阐发。
以及郝慧娜从<杜隐园日记>看清代光、宣年间温州戏曲演出之盛和黄义枢、刘水云试论<杜隐园观剧记>的戏曲史料价值二文依据日记资料对温州昆班和高腔班在花部戏的冲击下艰难的生存环境进行了描述。
戏班的组织运营方式，包括戏班组织制度、经济行为、教习传承及对外交往等方面。
对组织运营方式的社会学研究正是我们深入了解戏班存在状况的基础，也是戏班研究的重中之重。
20世纪30年代齐如山的戏班便对当时北京戏班的组织状况进行了相当细致的纪录，分“财东”、“人员”、“规矩”、“信仰”、“款项”、“对外”六章，基本上涉及到了戏班内部构成与外部运作的主要方面。
该书一版再版，在学术界影响很大，然而其不足之处在于仅是对京剧戏班的研究，而且资料来源未注明细，令后人在引用时难以核查。
而且自齐如山之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长期无人问津，直到张发颖中国戏班史问世，后来才有一些论文陆续出现。
至于对戏班组织制度的研究，如齐如山1935年出版的戏班第一章财东分为“关于独资曲演出应恢复高效率的戏班制，在民间重新找回生命力。
而解玉峰论角儿制对角儿制产生的原因和利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当然，需要说明，作者认为京剧角儿制即名角挑班制的出现时京剧班社由徽班时代过渡到京班时代的主要标志。
角儿制取代之前的脚色制主要不是“艺术体制”的原因，而是戏园的商业性推动以及演员“个人主义”名利追求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