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汝珍是直隶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县)人，曾任河南县丞，终身不达。
他学问渊博，精通音韵，旁及杂艺，著有《李氏音鉴》，而《镜花缘》的话是他晚年的作品，原拟写二百回，结果只完成一百回。
作品写唐女皇武则天令百花寒天齐放；众花神不敢违旨，开花后遭到天谴，被谪为一百个女子。
而花神领袖百花仙则托生为唐敖女小山，唐敖科举落第，心情沉郁，随妻弟林之洋泛海出游，经舵工多九公向导，历观海外诸国异人异事后入小蓬莱求仙不返。
小山思亲心切，出海寻父，却意外地在小蓬莱泣红亭内录得一卷“天书”。
回国后恰逢女试，录取百女，实则令被谪花神在人间重聚。
众女及第后，拜谒宗师，连日饮宴、赋诗、游戏，尽欢而散，小山也重入仙山。
最后中宗复辟，尊则天为“大圣皇帝”，而则天又下新诏，宣布明年重开女试。
同时随着雍正七年“大开洋禁，西南洋诸国咸来互市”之后(王之春《柔远记》，卷四)，人们的眼界开始扩大，日益要求打破闭塞局面。
所以这种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汝珍，使他能根据《山海经》以及汉晋宋元以来笔记杂著的记载，驰骋想象，在《镜花缘》八至四十回中安排了许多海外奇国，着力描绘了这些国家的奇闻异见。
一则以寄寓自己的社会理想，一则以讥弹当代的黑暗现象。
这些类似《聊斋志异》中“罗刹海市”的国度，各有自己独特的风习。
君子国好让不争，宁可损己，不能损人。大人国民风淳厚，待人宽大，都以假想的形式集中体现了作者“升平世界”的政治理想。
而两面国则嫌贫爱富，欺诈成风，一张张亲切的笑脸迎人而来，藏在浩然巾后的本相却狰狞可怕。
这正是封建社会虚伪、狡猾的写照，像是齿国人聪慧好学，两个女孩儿大谈音韵，竟然使多九公汗流浃背，可见自幼教育女子的重要。
然而白民国却有学究，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
而淑国假装斯文，酒保竟用“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莱要一碟乎?两碟乎?”去询问顾客。
把醋当酒的老儒，咬文嚼字，一段日常对话竟连用了五十四个“之”字。
这正是作者对儒林中的不学无术，酸腐不堪的学究进行尖刻的讽刺。
他反对八股文，主张分科考试，量材录用，使有一技之长者各得其所。
这种要求显然适应了社会分工日渐细密的发展趋向。
此外作者还写了无肠国的刻薄腌躜，为富不仁，用粪便养活奴婢；毛民国的生性鄙吝，一毛不拔；结胸国的好吃懒做，翼民国的酷好奉承，豕喙国的善于撒谎。
《镜花缘》竭力对一切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自‘嫁娶、葬殡、饮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的“失之过侈”，风鉴、卜筮、讲属相、择风水等等迷信风俗的不近人情，都一一予以评论，提出了改革办法。
但是罗列现象多，深入揭发少，更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而封建士大夫的气息很重：反八股而不反科举，反对风水迷信却以孝道为本；他的乌托邦思想仍然跳不出儒家范畴。
而一切理想的海外乐土上依然有皇帝宰辅，它们的社会结构也依然是封建制。
要求提高妇女地位是《镜花缘》十分突出的主题思想。
这和当时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追求个***的社会启蒙思想的抬头是有关系的。
作者在四十八回《泣红亭记》里说：“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这多少流露出作者为妇女扬眉吐气的创作动机。
所以小说一开始就写“女魁星北斗垂景象”，“百花获谴降红尘”的神话，借以说明“今日灵秀”乃在女子的缘故。
他要求女子自幼有读书机会，长大了和男子同样参加考试，反对男子垄断文化，因而笔下的一百才女，有的文采惊人，有的深通医理，有的精通数学，有的有胆识，有的有侠肠，一句话，都是些巾帼奇才。
他尤其反对缠足，穿耳这些戕害人身的恶习；反对卜婚、娶妾这些强加给妇女的不平待遇。
甚至连封建史家，文人一概否定的女皇武则天，对她提高妇女地位的德政也予赞扬。
这种同情妇女，尊重女权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女儿国”的描写中。
这里，“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以治外事”。
而封建社会中女子身受的一切摧残都转嫁到男人头上。
林之洋入宫缠足的描写，实际是让男人设身处地去体验女子的苦楚。
这种朦胧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红楼梦》有相通之处。
但《镜花缘》中的女性已经不再是爱情故事中的主角，而是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了。在古典小说中，这是破天荒的。
然而作者毕竟生活在封建时代，他的观点依然有很多封建色彩。妇女当权，他依然不能接受，武则天和女儿国王，他都不是当正面人物来写的。
武则天当政是“心月狐”“错乱阴阳”；徐敬业叛乱失败，作者却深表同情。
那些及第的才女也都不曾干预政治，只是陪伴皇帝的雅客罢了。
父母包办婚姻，男女授受不亲，这些封建习俗，作者并未反对。
由此可见作者的反封建是不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