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教材开办抗日高小
高海仓泽井壮烈牺牲
根据上级**的指示，为给抗日根据地培养区、村干部和小学教师，县委决定在平顺境内的南消沟成立壶关县抗日高级小学校并决定让师丕珍、宋世洪(女)两人主办教务，为贯彻党的统战政策，抗日高小校长由西崇贤村士绅平子衡兼任，鉴于当时形势，新成立的学校还得不断迁徒和转移。
平子衡，又名平秉钧，西崇贤村人，壶关县著名绅士，1916年在县求学，后考入山西省立师范学校，中途转学山西省商业专科学校。期间经贾荣科介绍加入**国民党。毕业后返乡，曾在壶关县第四高小、国民师范任教。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104旅准尉军需，1932年出任由靳瑞萱创办的川至医专医学主任，1936年回家创办私立纯山小学校并出任校长，1940年3月被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
平子衡接受了抗日高小校长后，由于教材的缺陷，建议组织必须尽快调一部分教材来才能使学员们提高学习进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日籍教师不断向**灌输奴化教育政策，磨灭他们的反抗意识，培植尽忠于“天皇陛下”的武士道精神，欲使之成为日本殖民主义者可以随意驱使的“忠良”奴才。侵略者在东北、华北等广大沦陷区实行愚民政策，以培养服从其殖民统治的顺民，进而巩固其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日本人认为**人从事反日行动源于反日教育，而反日教育的直接表现就是教科书，特别是文科教科书。因为国文、历史、政治、地理等文科类教科书对广大青年**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侵略者对教科书的修订问题极为重视。
他们修订教科书其根本目的在于“泯灭**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培养服从于日本侵略、殖民统治的顺民和为其掠夺我国资源服务的劳动力，用效忠于至高无上的日本天皇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华文化，使**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
日寇侵略县城后，下令关闭沦陷区所有学校，废止原先使用的一切教科书，大量销毁“有关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破坏原有的教学秩序,删减教学内容，暂时以《四书》填补课时,“以崇礼教”。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开始大规模删减原国民政府的教科书，关于孙中山先生革命及建国的记述，完全删除。把东北四省划出**版图以外，在地图上注称“满洲”,删除关于过去中日重要事件 “甲午战争”、“九一八”等记载。
日本侵略者在广大沦陷区设立“临时教科书****会”，对国文历史、社会教育等各校所用教科书加以**，删除其中涉及抗日、爱国方面的内容。所有教科书中含有“中华民国”“武昌起义”“孙中山”“国民党”以及“苏联”“战歌”等字眼的文章被删除殆尽。所有的课本中，鲁迅的、茅盾的，甚至冰心的文章都被删除。不能让青少年知道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文章，只剩下汉奸的文章，比如大汉奸汪精卫臭名昭著的‘优胜劣败’论，大肆宣扬所谓“弱肉强食和法西斯主义“优等民族’统治世界的汉奸论调。
在**删减不合格教科书的同时，日本侵略者开始编纂适应其殖民统治路线要求的教科书，尤其是在“新学制”颁布施行之后，侵略者编纂的教科书在广大论陷区中小学校广泛投入使用，严重毒害了青少年的身心。
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日寇不但在政治上强化掠夺，在文化教育上也是步步紧跟，对进步教材等书籍严查控制，使进步教材不能够顺利运到根据地和游击区抗日军民手里。就在前一个阶段，在新华书店张全忠的努力下，通过各种关系和各个关口运来了一批抗日政府编制的教材，补充在根据地学校和游击区抗日军民手中。现在要开设专业的抗日高级小学校，来培养区、村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教材已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一九三九年，****党在沙河县创立太行区抗日根据地，为冀西专区所辖。沙河地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省接壤地带，是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重要通道和支点，位于太行山东麓，西与壶关、平顺毗邻。一九四一年九月，**设置晋冀鲁豫边区，设太行区，沙河属太行六专区。
“七七事变”后，江平跟苏召兄随三科纺织厂的同志们转移到沁县杨寨村，一年后又转移到河北沙河县，在那里成立了妇救会，江平跟苏召兄和同志们一块学文化、学政治、学军事，一块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为八路军做军鞋，1939年，她们参加了沙河县独立营，在晋冀豫边区的三岔口一带活动。1940年江平被组织调回壶关参加妇女工作。这次组织派她去，一是她对沙河县那一带熟悉，还能找到苏召兄游击队帮忙，二是她的未婚夫师丕珍也是抗日高小的主要领导。
他们从根据地一路往东出发，路上他们说说笑笑，很是轻松，大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特别是李心良，他跟江平都在三区一带根据地工作，各自简述着他们在那里工作的经历，听完江平滔滔不绝地讲述她们女子小分队在三区的活动后，李心良也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新城小煤矿正式投产出煤，领导调我到壶关县公安局二股工作，到职后领导崔培源同志把我分到三区检查和督导公安保卫工作的进展情况。区领导又明确我长期住杜家岩村（因为我熟悉那一带情况），该村是个边沿地区,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就扎根在那里串联，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减祖减息斗争，领导群众搞大生产，组织民兵武装开展对顽固派的斗争,在我八路军的有力支持下，坚决打击胆敢进犯我抗日根据地的一切破坏活动及各种挑衅捣乱。
那时我们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干部吃住在群众家里，同劳动、同积肥、同修路搞运输，就是离挑人背，开山造林也和群众在一起干，干群关系十分密切。记的有一次，正值入秋的时候，地里的玉米已经能吃了，满地的谷子正在攻籽时期，有一天早晨有人汇报说：国民党二十七军一个营的部队，路过杜家岩村，在大休息，他们随便把军马拉到庄稼地里放牧，让军马乱啃秋庄稼，群众见后怒不可言，纷纷向我们说此事，我听后很着急，有几个群众说：我们要和他们斗，就看小李敢不敢，这一下，急起了我的性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和他们斗争到底，和他们讲理去。我便组织起一些群众，当时有老有少，有大有小，妇女老太太一共四、五十人，涌进了他们的营部休息地，向他们评理，结果逼使他们不得不把放出的军马又拉了回去。群众对此非常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