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官之所以对此持批评态度，原因应该有二。第一，唐代初期，检讨隋朝施政得失的自觉占据了思想界主流，唐代史官在汲汲于以隋亡教训为鉴，作此论时不免以成败论英雄；第
二，不管是经略西域，或者是远征高丽，都应当放在国际政治的高度来加以考察，唐代史官习惯了以大唐为天下之中，其立论庶不免有一叶障目之偏。
自班固在汉书中以“西域”立传之后，历代的正史均立西域传。尽管各朝代的西域所指代范围各有不同，但是否能平治西域成为历代皇朝强盛与否的一个晴雨表，却是毫无疑义的。
西域与中原王朝间的关系，取决于深刻的地缘政治的原因。有学者曾指出，长城的大致轮廓与学界所称的“15英寸等雨线”颇相吻合，这并不是一个巧合。15英寸等雨线一直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水岭，一年的降雨量要是小于15英寸就不能从事农业生产，是以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无法发展出有效的农耕文明。游牧只能是靠天吃饭，于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在长时间的灾难与迁徙中不断建立起一个个强大的草原帝国向南方进行掠夺与征服，二者在斗争中不断融合，这才形成了今日的中华民族。所以在隋唐之际，草原帝国与中原帝国间的斗争，是有着其不得不尔的深刻原因，将突厥对大隋的攻伐说成是憎恨裴矩的挑唆，实可谓是倒因为果。
突厥人原本只是柔然治下的一个奴隶部落，但自西魏文帝大统年间时，突厥与西魏开始结盟往来，从此后走上了争夺草原霸权之路。在此后数十年间，突厥人横扫草原，灭国无数，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超级草原帝国。
突厥的强盛给中原王朝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尤其是时还处于南北分裂中的中原大地，以致于当时的中原王朝不得不争相向突厥人纳贡示好，以免腹背受敌。隋的前身北周亦饱受突厥欺凌，北周武帝甚至不惜迎娶突厥木杆大汗之女为后，而让他自己的原配窦氏退居侧室，其卑躬屈膝的程度一致于斯。另一方面，中原王朝的退让更加剧了突厥人的气焰，以致于到了佗钵可汗的时代，其竟公然宣称：“我在南方的两个儿子那么孝顺，根本不用担心没钱花。”可见此时突厥人自认为其对于中原已经是类似于太上皇般地存在了。
但中原王朝的隐忍只是为了积蓄力量，在北周灭北齐，隋代北周之后，隋文帝自认拥有了一个稳固的北方，而且大隋国力日盛，是以随即切断了对突厥的财物供应。突厥为之震怒，当下全力南侵，全面突破长城防线，隋军尽起精锐相抗，却仍被杀得节节败退。突厥人纵横千里，所向无敌，直至隋将达奚长儒率两千隋军与十万突厥军在周桀拼死一战。是战隋军将士昼夜拼斗，血战三日，士兵手中武器全部损耗殆尽。隋军士卒赤手空拳依然毫不放弃，没有武器便用拳殴击，军士手皆见骨，突厥人死伤万余。而此时血战到底的隋军两千将士几乎死伤殆尽，达奚长儒自己身被五创，两处伤口甚至被刺穿，身负重伤。隋军将士可以说是以自己的生命与鲜血硬生生将突厥人吓退，这也显示了突厥的可怕实力。
此外，石之轩在大唐里最为人诟病的唆使突厥分立的措施，实是对于中原王朝来讲，诚可谓是泽及后世，突厥分裂为东西两大汗国后，内战连连，却又各自奈何不了对方，于是隋国在此时可谓左右逢源，东突厥的启民可汗甚至不得不采取表面臣服于隋的政策，昔日的老子成了儿子，虽然这只是表面上的现象，但确实已兆示着大隋颇有翻身做主人的气象。
而且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石之轩达成这一目标虽然倚仗了大隋蒸蒸日上的国势的强大威慑力，但却不曾因此在西域动过半分刀枪。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持着石之轩在坚持着使用最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个最血腥的问题，但我想，或许，是他心里午夜梦回时的一个倩影。
由此我们也很可以理解赤手空拳便将西域搅得天翻地覆的石之轩，为什么会在西域图志中自信满满地以“浑、厥可灭”来做结尾。当日的大隋军容鼎盛，国富民丰，在有了他在西域打下的良好基础，并有了西域图志这种对敌人形势的清楚评估文件之后，他的这种信心，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
当然，在平抚西域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如邢漠飞之辈的怨恨与血泪，但国家民族的利益，从来不能仅以正义和非正义来加以考量，否则宁道奇约战宋缺，就实实在在是无耻之尤了。
在西域的局势告一段落之后，石之轩的目光又投向了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