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究竟是英雄引领了时代,还是时代造就了英雄?这是一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但绝对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社会中,一向不会缺乏少数的先驱者,先行者,先知者。
引领了时代潮流,引导了社会变革。促使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政策等方方面面加速发生变化。
他们是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是炸药爆炸中的导火索,他们的出现加速了社会各方面的转变。
1978年的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秘密地在一份“生死契约”上摁下红手印。18个鲜红的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发了这片沉睡大地上震撼世界的一场惊天巨变,而且长达四十多年,至今未曾停歇。
为什么时间点会是1978年?应该是因为1978年体制已经开始松动,政策上已经允许出现此类以前看来非常“离经叛道”的事物。
为什么地点会是小岗村?应该很大的因素是,小岗村太穷了,年年都吃不饱饭,再不改变,境况一年比一年困难,所以基层干部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把土地承包给社员。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赵崇义和林振云两个当时还未满20岁的少年,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他们的不经意,或者说为了生活而迫不得已的选择,居然改变了当地农业生产的产业格局,改变了当地人“种水稻才能有粮食吃!”“不种水稻就会挨饿”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同时客观上也带领了当地的村民致富。当然,主观上,他们只是想改变自己家庭那种一穷二白的状况。
社会的变革,观念的转变,甚至科技的进步,一定是在守旧力量影响,控制薄弱的地方最先开始。大到“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影响几亿农民的大事,小到像林村,大溪村这种由种植水稻转变成种植砂糖桔,这种小地方产业变革的小事,无一例外皆如此。
为什么在林村大队,甚至整个县,最早种植砂糖桔的会是两个毛都还没长齐的小伙?而不是老练精明,并且有点资本的村上的其他小康之家?除了阴差阳错地他们两个在合适的时候,恰好碰对了合适的人,做对了合适的事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很年轻,非常乐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尝试新事物。
林村大队的村民们,并不是从没尝试过种植水果或者药材等经济作物。相反,前面有不少种植这些失败的“先驱”和“烈士”。用自己辛辛苦苦几年省吃俭用得来的血汗钱,以血本无归的代价,换来了“这个事情不能做”的经验。
林村,或者那个镇的村民们,曾经人有种过柑的;有种过温州柑的;有种过冰糖橙的;有种过黄梨的;也有种过桔梗;百合等药材的。但无一例外,都是以失败的结局告终,成功率百分百之零;虽然失败的原因各有不同。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市场问题,像水果这种亩产能够达到上万斤,保鲜期非常短,并非生活必需品的东西。一定是要到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较高,也就是城市的居民手上都有点余钱,并且全国已经建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可以通过这些捷便的交通网络,在水果的保鲜期内,就将水果从果园发到全国的各大、中、小、城市。再通过水果集散市场将水果供到千家万户。
也就是说,只有种出的水果,可以在保鲜期内,就卖到全国各地,通过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完善的各种销售渠道,成功走进城市居民的家庭。为市民们提供美味、可口、安全、健康、新鲜的时令水果。种植户才有可能成功。
这在政令不一,全国交通没有织成一张完善的网的国家和地区是不能想象的,这是中国人的幸运,中国农户的好运!
一句话,也就是必须形成完善的产业链,种植户无论是种植出十万斤,一百万斤,都能有大果商敢一口吃下,这样种植户只需要考虑水果质量和产量的问题,(至于价格,自然有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也就是供求关系来决定。)而无须考虑销售的问题。只有这样,传统的农民才有可能转变成农场主(当然还有土地租赁问题)。
否则的话,还是传统的自给自足,你种出一万斤水果,拉去县城卖,一天卖200斤,到水果过季了也卖不完,怎么可能不失败。
在这点上,赵崇义、林振云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他们踩对了时代的脉搏,站在了时代的风口。当然,更是时代的伟大。…
赵崇义,林振云,赵崇敏,在苗圃场吃了中午饭后,就又骑单车回家了。赵崇敏第二天就又乘车下了柳州,继续她那毫不起眼的服务员工作。
林振云,赵崇义第二天则卷起铺盖,拿起行李,来到了这个苗圃场做起了育苗工兼砂糖桔管理技术员。他们自己家种植砂糖桔的故事,还要等一年之后
………………………………
跑去到广州番禺区的曾仕湖倒是很顺利地进入了好靓珠宝厂。可惜,他在珠宝厂的发展却一点都不顺利。或者说,他们两兄弟在珠宝厂的发展都一点不顺利。
伟人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没有对错,只有胜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