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野的年龄，看上去和村田和彦相仿佛。一般的裁判，大多是检察官方面首先证实犯罪事实，至于被告人的性格及其他附带事项的证实，根据情况，或者放在后边去做，或者在辩护人方面进行询问时，抓住机会进行反询问。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
尤其是象现在这样被告对起诉事实大部分都加以否定的时候，公审部的检察官也感到难以处理。首先找几个能够证明被告的性格的证人，给人造成一种被告的话不可置信的印象，然后再进入证实犯罪事实的例子，我也经历过几起。
今野荒树今年五十一岁，和朋友合作开了一个小型的商业公司，他是公司的常务经理。
当然，同样是商业公司，有几十亿元资本的大公司，也有比街头的个人经营的小铺稍微大一点的，可以说是千差万别。今野这个“曙光商业公司”的名字，我一次也投听说过。
“证人认识被告吗？”检察官首先循例问道。
“认识。”
“你们是什么关系？”
“在这次战争中，我们是同一个部队同一个连队的，战后被俘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我们也在同一个收容所生活。回日本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也有所接触。”
“那么，我现在按顺序问一些问题。证人是什么时候应征入伍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原籍奈良市应征入伍，同年十月开到中国东北地区，在那里整整呆了四年，一直到战争结束。”
“证人和被告是同时应征，在问一个连队吧？”
“是的……”
“部队驻扎在哪里？”
“在这四年当中，驻地经常变动，尤其随着太平洋战争南线战局恶化，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全都动员起来了。”
“说得简单明瞭，很好。战争结束时驻扎在哪里？”
“当时驻扎在北满的满洲里二百公里后方的虎铁山，那里可以说是国境一旦发生战斗，马上可以前往救援的二线部队的基地。那个地方一般人都不大知道，但却集中了大量的武器、被服、粮食等物资。”
“那么，苏联军队开始入侵的时候情况怎样？”
“当时，我们当然以为要开到第一线去救援。但是，关东军首脑部的方针，已经达到混乱昏迷的极点，不能及时下达果断的命令。我记得在战斗开始后的第二天，接到了退却的命令，并叫尽量把物资运走，剩下的全部烧掉。在我们按照命令行动中，于八月十五日战争宣告结束，向苏军投降了。记得是十八日，我们纳入了苏军指挥之下。”
“当时证人是什么军衔？”
“是陆军步兵上等兵，眼看就要升兵长【注1】了。”
“被告呢？”
“他是二等兵。”
“同一个时期入伍，同样年龄的两个人，为什么差那么多呢？是证人晋级晋的特别快吗？”
“当然，若是干部候补生考试合格的话，另当则论。不过我的晋级情况，也不过是比一般的人稍微快一点罢了。”
“就是说，一般的成绩也能当上上等兵啦。”
“是的。”
“那么说，被告在这四年当中，就是到最后，连一等兵也没当上，至少可以说他在部队的成绩在一般水平以下啦？”
“被告即使没被提到军法会议上去，在连队内部受过处罚吗？”
“以侮辱长官的理由，他受过三次禁闭处分。但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详细情况我也记不得了。”
“莫不是被告在部队有什么危险思想吗？”
“你知道，部队这种地方，往往非常简单地给一个事物下结论。因为他是新剧演员，在入伍的时候就被人怀疑有赤色问题，从而受到了监视。在他受禁闭处分的时候，长官的头脑中不能说对他没有某种程度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但我认为，至少在部队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左倾思想。”
“那么，被告的成绩不好，并非来自思想问题，而是来自他性格的原因喽？”
今野荒树稍事踌躇，歪着脑瓜沉思片刻以后，开口说道：“军队这种地方，是一个与一般生活、一般社会隔绝开来的独立世界。他的行动，在一般社会的一般情况下，是不成为问题的。我不认为他当时的性格有什么特别或者不好的地方，但是，在上级军官的眼里，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好啦，战争结束以后，你们在哪里的收容所来着？”
“在贝加尔湖以东约五十公里的顿巴斯收容所来着。”
“在那里大约呆了几年？”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被遣返回国的，他比我早一步，是五月被遣返回来的。”
“有先有后，是为什么呢？”
“我想是因为船只关系或别的原因。我们囚犯是不允许对苏方的事情加以议论的。”
“听况在那里要‘洗脑子’，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那么回事吗？”
“有的。”
“被告在那种教育中成绩怎样？”
“他好象比我们进步得多，记得在全收容所也算数得着的好成绩。”
“是因为以前他就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到兴趣、产生了共鸣，所以进步才快吗？”
“这方面的情况，我可一点也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是一心一意想早一天回到日本，所以简直就象背诵军人敕谕那样拼命地背诵共产主义纲领——虽然现在全都忘掉了。”
“那么，被告比证人先回到日本，是因为作为共产主义战士而特别把他挑选出来的吗？”
“当时好象也有这种说法，但那是苏联方面的秘密，事情究竟如何我也无从知晓。”
“他在收容所里的生活态度，和在部队时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当时大家都显得意气消沉，而他却依然如故，不，好象反而比过去更加意气风发起来。”
“可是，收容所的环境和物质条件不是比部队恶劣得多吗？”
“那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被告反而振奋起来的原因当然是来自精神方面啦。能不能说是因为被告对苏联人宣传的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共鸣呢？”
“我想……是这样。”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回国以后的情况。证人回国以后做的什么工作？”
“最初身体实在弱得很，在老家静养了大约半年。但也不能总是那样晃来晃去的。一九四九年找了个门路来到了东京。工作换了好几个公司，一九五三年到现在的公司工作，一直到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