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其实很简单，但也很让人想不到，就是“黄巾起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巾起义”前后的董卓。在“黄巾起义”之前，董卓就是一个普通的武将，政府可以对他随意调遣，甚至免职。但在“黄巾起义”之后，董卓就迅速崛起为一个军阀，拥有自己的势力，而且已经到了和朝廷的调令公然对抗的地步，甚至私自调动军队。
董卓只是当时的一个典型而已，这个时候，袁绍、袁术、陶谦这些人也都成为军阀了。不然也不会在讨伐董卓的时候，一下子冒出那么多诸侯和军队。那么，为什么一个“黄巾起义”，一下子就会让东汉末年出现那么多的军阀呢？这就要稍微从头说起了。
“黄巾起义”的规模非常大，光起义军就有三十多万，间接的参与者更是高达几百万。过去，我们认为“黄巾起义”就是一场由政治腐败导致的农民起义。但这本书认为，除了政治腐败的原因之外，直接引发“黄巾起义”的，是瘟疫，而且不是一场瘟疫，是长达几十年的持续性瘟疫。
要想知道瘟疫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有多大，看人口记录就可以了。在公元160年前后，中国人口总数是5500万。但仅仅100年后，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居然还不到800万。人口损失超过85%。人口的急速减少当然有很多原因，比如战乱、饥荒和户口隐匿等等。但在这其中，瘟疫的影响是最大的，除了普通老百姓的大量死亡，就连当时很多的名人都死于瘟疫。比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干、应玚、陈琳、刘桢。
另外，之所以说“瘟疫”是一个社会性事件，是因为它不仅会带来死亡，还会造成恐慌和逃亡。这很好理解，当瘟疫在一个地区造成大规模死亡，而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活着的人就会想办法逃离死亡地带。而这就正好可以被当时宣扬“太平道”的张角所利用。简单来说，张角先用“巫术”安定和整合人心，最后以此来煽动和蛊惑人群。具体的做法是，让身患瘟疫的人进行忏悔，然后喝下符水。
过段时间如果此人痊愈，就证明他是真心忏悔。如果依然病发身亡，则说这个人没有真心忏悔，或者罪孽不可原谅。
我们都知道，符水和忏悔并不能真的治疗疾病，痊愈与否其实全凭患者的身体素质，但当时的人并不理解这一层。在他们眼中，张角让原本不可捉摸的瘟疫，变得看上去有迹可循，有理可依。虽然，张角的措施实际上并不能达到平息瘟疫的效果，但在安定人心、抑制恐慌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过，张角的作用不都是正向的。通过忏悔来免除瘟疫之灾，这等于从另一方面告诉人们，瘟疫是上天在惩罚人间，这就演化出了一种“末世论”。
这场起义虽然没有达到它本身的目的，却直接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东汉政府的军权下放。
“黄巾起义”发生后，三十万起义军在洛阳附近同时发难，而且这还只是主力军。同一时间，几乎全国范围都有不同规模的起义，这种遍地开花的起义活动，让东汉政府措手不及。东汉政府之所以会措手不及，这和当时朝廷废除地方军有很大的关系。
汉代的军队，曾经一度有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中央军负责大型军事，比如征伐和平叛，而地方军主要负责地方治安和紧急军事。但是到了东汉时期，政府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和将军叛乱，就废除了地方军，一切军事活动都由中央军负责。
但问题是，这一次“黄巾起义”的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了中央军的应对能力。所以，为了平息“黄巾起义”，东汉政府把军权彻底开放，允许各级地方官员，甚至地主豪强都可以自行招募军队，抵抗黄巾军。
这等于是说，只要有条件，人人都可以拥有军队。这样就能理解，连刘备这样一个“织席贩履”的人，也可以拥有一支私人武装了。
不过，这样一来，虽然“黄巾起义”被快速的平定了，但军权开放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拥有军权的地方势力却越来越不受控制。军阀割据的局面，其实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形成了。
当然，也不是说天下从此就大乱了。“黄巾起义”是184年被平定的，而真正的天下大乱是从190年开始的。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东汉政府还有一定的权威，所有的军阀都不敢明目张胆的割据。因此整个国家在表面上还是统一的。
但董卓做了一件极其伤害政府权威的事情，就是废掉了汉灵帝的长子刘辩，改立次子刘协为帝。这样一来，不仅董卓自己成了众矢之的，被军阀联合讨伐，而且刘协本身的合法性也大打折扣。天下的军阀都以此为借口，公然起兵，然后割据一方，互相兼并。乱世的局面被彻底引爆了。
虽然在这个时候，表面上看天下一片太平，可是实际上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秦烈的武将自然没有什么情绪，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武装越多越好，甚至向往这之后千军万马作战时候的场景，可是文官就不一样了，出来沮授、陈宫等文臣之外，几乎所有的文臣都反对这样大搞军队，认为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