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言辞卑微的请援，与秋冬尽最大极限动员三十万兵马填入各个防线，目的都是要朝廷感受到，京襄是拼尽全力，才极其勉强抵挡住敌军的中路攻势——
说白了，除了装穷，还是要会哭穷。
听董成这么说，史轸笑了起来，说道：“使君这奏章少不得要多写几封的，但也要请董公不吝啬笔墨啊！”
大越设立制置使司的路，除制置安抚使总揽军政外，通常还会依照传统的监司分设兵马都部署、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提举常平仓事分掌军、财、宪、漕等司。
京襄路在徐怀之外，除了徐武碛兼领兵马都部署、董成出领提点刑狱公事外，其他两大官职都空缺，实际事务由史轸、苏老常等人分领。
依大越规制，制司层次除了徐怀之外，兵马都部署与提点刑狱公事都有专奏之权。
????????????????徐武碛乃是楚山绝对的嫡系，董成也是得徐怀举荐才出任京襄路提点刑狱公事，他写不写奏章，对朝廷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促动，但史轸想董成也上奏章，除了看到他帮着出谋划策外，更希望看到董成有真正的实际动作站到他们这一边来。
“……”董成沉默起来。
会场气氛一时有些凝滞。
徐怀垂下眼帘，目光落在军情司汇拢过来的材料上。
“胡楷、朱沆、钱择瑞几位相公，在朝中已经孤立无援，要么被踢到一旁去看守闲差冷灶，要么进献数十策未必能有一策入得圣眼，却是除了汪伯潜、杨茂彦、魏楚钧等人外，周鹤、高纯年又重新顺风顺水起来了。然而周鹤、高纯年、汪伯潜、杨茂彦这些人，在河淮失陷之前是何等表现，董公不会已全然忘却了吧？驱逐胡虏、收复中原，真的能在他们身上寄望几分？”
韩圭看向董成，笑着说道，
“使君在汝蔡唐邓襄房荆均清理私占田亩，将山泽之利尽收公库，士绅恨之入骨，左一个‘祖宗规制’，右一个‘官不与民夺利’，这清算出来的田地，都装入你我还是使君囊中了？还是配给真正的‘民’。这些士绅满嘴仁义道德，但说到底就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自私自利之徒罢了。驱逐胡虏真能寄望到这些人吗？董公这些年居于乡野、寄情于山水，韩圭还以为董公将这一切都看透了呢？”
董成闻言一震，朝徐怀作揖道：
“董成知道怎么做了，诸事还请君侯吩咐！”
当世称谓是个大学问，徐怀作为制置安抚使，是名正言顺的“使君”，甚至更进一步，以“相公”相称也无不当。
徐武碛、董成作为监司掌印官，勉强也够得“使君”这个称谓，但为了与徐怀以作区别，众人会将他们与作为制司长史兼南阳知府的史轸以及程伦英等人称为府君。
徐怀同时又受封靖胜侯爵，但自前朝以降，公侯等封爵基本上都是虚封，禁置私吏，君侯这样通常出自私吏之口的称谓就很少用了。
董成仓促之间，也只能用这样的称谓，去弥补之前的犹豫与瞻前顾后。
“董公言重了，”徐怀哈哈一笑，说道，“大家都志在驱逐胡虏、不拘小节而已！”
…………
…………
“虽说极其勉强动员三十万人马，能松懈朝中一些人对京襄的戒备，但多动员十万人马，哪怕是支撑到明年三月份就可以稍稍放松一些，但这其中又要多消耗多少资源，又要拖慢多少建设，真的划算吗？”
徐怀回到后宅，跟王萱说起备战大会的情形，王萱禁不住疑惑的问道。
多动员十万人马，肯定是没有办法给予充足的装备，甚至会刻意简陋，以示京襄的窘迫，但长达半年的吃喝拉撒以及相应的营舍建设，同时将这部分青壮劳动力抽出所导致的生产损失，都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
都说最熟悉自己的永远是对手。
京襄多动这么多人马，对赤扈人的迷惑性不会很大，但最终仅仅是为了松懈朝廷对京襄的戒备，值不值当，很多人都????????????????是有疑虑的。
“还是值得去做的，”徐怀说道，“动员这么多人马，汝蔡就可以震慑住敌军轻易不敢强攻我们的城塞，就能有效减少我们的伤亡。当然，更为重要的，至少三五年内，我还不想与朝廷关系进一步紧张、恶化下去。仅仅依靠京襄的人力、物力，守住中路是没有问题，但想反攻出去、甚至在东西两线畏首畏尾的情况下，我们还想先收复河洛地区，京襄的人力、物力就有所不足。我们是不指望朝廷能给多少的支援，但也不能让他们将商路给掐断路给掐断了，更不能让他们豁出去拖我们的后腿，甚至兵戎相向……”
建继帝驾崩之后，为应对接下来会恶化的局面，徐怀做了很多犯忌讳的事——即便已经发生与即将到来的血淋淋事实，无一不证明徐怀诸多作为的必要性，但猜忌一旦形成，就不要指望能轻易消除。
目前朝廷对京襄尚且容忍，无外其他，一方面是需要京襄出力守住中路防线，另一方面就是在此时坐于龙椅之上的那个人眼里，京襄还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威胁。
倘若京襄今年秋冬游刃有余的动员二十万兵马，颇为轻松的就抵挡住赤扈这次中路攻势，朝中有些人的心态，会不会就此发生微妙的变化？
当然或许会有一些趋炎附势之徒，转变对京襄的态度。
然而这些趋炎附势之徒，无论态度怎么转变，影响都非常的有限，也并非京襄所急需。
真正令人担忧的，还是朝廷会进一步加强对京襄的钳制。
也千万不要觉得在彻底撕破脸、大动干戈之前，朝廷对京襄就没有进一步钳制手段了。
整个京襄地区，仅有监利等地能出产极少量的食盐，距离京襄四百余万人口、数十万头牲口、每年高达四千余万斤食盐的需求，有着极大的缺口。
天宣年间京襄地区的食盐主要来源于三地：
其一是河东路蒲州所出之池盐，其二乃江淮所出之海盐，其三乃川蜀所出之井盐。
河淮、河东陷落敌手后，盐商从朝廷获取盐引，从川蜀、江淮贩盐供给京襄，除了保证京襄人畜所需外，京襄制司还能从每斤在京襄销售的食盐分享十钱的盐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