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天文学 > 我在北大学考古 >第202章:通史陈列我知道的不多
    在现代中国图书馆史中,袁同礼被称为“一位有口皆碑、众望所归的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他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主持北平图书馆工作长达22年。他建立了图书馆的各种规章制度,引进服务观念,开展了流通、参考等业务,把图书馆办成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创办馆刊,倡导学术研究,使北平图书馆的各项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成为一所新式的现代图书馆。可以说,袁同礼是我国现代图书馆视野的开拓者,是我国传统图书馆向西方图书馆转轨的带头人。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筹建人

    袁同礼,字守和,1895年生于河北徐水。他从小受过良好教育,勤奋好学,立下报国雄心大志。1913年,18岁的袁同礼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部甲班,与傅斯年、沈雁冰等为同班同学。由于成绩优异,他曾作为英语辩论代表参加北大、清华等5所大学的英语辩论会,深得清华学校(1929年更名为清华大学)王文显教授的赏识。毕业后,经王文显介绍,袁同礼到清华学校图书馆工作,后担任图书馆主任(馆长)。

    1920年,经蔡元培先生推荐,袁同礼赴美留学,先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与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获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士学位。1923年毕业后,袁同礼即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数月后,即赴欧洲考察一年。在欧洲各国,他不仅参观了大量图书馆、博物馆,而且先后在伦敦大学、伦敦历史研究院、巴黎古典学校学习或参加研究工作。

    1924年,袁同礼归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1925年至1927年间,袁同礼担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馆长),是我国第一个受过专业图书馆学训练而进入行政管理的图书馆馆长。作为图书馆主任,袁同礼以建立和发展现代化的中国图书馆事业为己任。当时教育部长章士钊因学生运动而停发北京大学经费,但袁同礼却满怀豪情地说:“我们经济虽然贫乏,但精神却很旺盛,因为都抱着一股热忱,要为北大图书馆做出点事来。”1925年10月,溥仪被逐出宫,北京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袁同礼被邀赴京参加该项工作,负责筹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1926年,袁同礼还受聘担任京师图书馆图书部主任,同年升任京师图书馆副馆长。由于当时的馆长梁启超、李四光只处理行政事务,且专心于自己的学问与研究,加之兼职太多,到馆时间很少,实际工作都由袁同礼负责。1929年,袁同礼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同年6月,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8月,教育部聘任蔡元培为馆长,同时向袁同礼发出聘书曰:“兹聘任先生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即请惠允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后,蔡元培虽为馆长,但也因兼职太多无暇顾及馆事,袁同礼以代理馆长名义实际主持一切。袁同礼代理馆长职务,且又是图书馆学专业出身,事业心极强,先后在馆工作20余年,成绩卓著,奠定了中国现代图书馆的基础,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931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在北平北海西侧落成。图书馆采用了欧美最新材料与结构,书库可容书55万册,阅览室可容200余人,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图书馆,也是世界上颇具民族特色的大馆之一。新馆的落成和投入使用,让袁同礼兴奋异常:“吾国今日图书馆事业已由火微光日即于黎明之境。然而发挥光大,尚复有待。吾人不悔,愿与全国同仁,互相提携,以期为国家树长治久安之基。”袁同礼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前途充满信心,并胸怀强烈的责任感。他还道出了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性:“近代观国者于政治修明之外,尤须窥其民智之通塞;而民智之通塞,又与其图书馆事业之盛衰为表里。换言之,谓一国民智之表见,以及于政治修明,俱系于此,亦未为过也。”

    袁同礼在主持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整理出版了大量善本丛书,编纂了馆藏甲、乙两库善本书目、普通书目目录、特种书目如舆图、唐人写经、国学与文学论索引、中西文馆刊及周年报告等等,对我国文化、教育、科技专家的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袁同礼还把世界上科学的编目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编古籍。其一,他不按“四部”分类,而参照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及杜威分类法,按书名第一字笔画及作者姓名第一字笔画来分目,查考找书极为便利。其二,袁同礼将线装古书目录也同新书一样,制成卡片,装入卡片箱,便于查书,这在现代图书馆中不稀奇,而在当时则是很大的改革。其三,袁同礼改装所有的线装书套子,便于上架。中国古书,大小不一,册数不同,习惯平放,上架取书都不方便。袁同礼亲自设计布匣子,像洋装书一样,插架极为便利,书名写在匣脊上,找书十分方便。

    为了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袁同礼十分重视图书资料征集工作。早在1924年在欧洲考察期间,袁同礼就探访《永乐大典》散佚欧洲各国的情况,又托人查录英、法等国收藏敦煌资料的情况。二战结束后,他又致函外交部,要求向德国追回被掠去的图书文物。抗战期间,袁同礼曾三次赴美,在各文教机关、团体发表演说,宣传抗日,争取国际援助;同时征集书刊资料,筹措购书外汇。他委托曾在北图工作过的在美人员予以协助。当时交通、通讯中断,征集到的资料无法运回国内,他就多方设法,联系就地储存。抗战胜利后,这些资料均邮寄回北图。现在北图所藏的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平装本小说就是那时征集到的。当袁同礼获知美国国家档案局藏有大量中美关系史方面的档案后,便利用自己的关系积极活动,联系复制档案胶卷。通过努力,他募得捐款1200美元,复制了324个胶卷,内容包括1790年至1906年间美国各驻华机构的报告和1868—1906年间中国驻美公使致美国务卿的照会。这些档案至今仍存于国家图书馆,对研究中美关系史和世界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1935年,在欧洲访学的王重民(曾在袁同礼之后代理北平图书馆馆长)发现法国国家图书馆14种藏书中有关于太平天国的珍贵文献,又在普鲁士国立图书馆发现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这些史料都是国内所没有的,袁同礼得知后十分高兴,电请王重民拍摄,后由北大和北图共同辑成《太平天国史料》,成为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历史文献。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后,袁同礼同十几名北图职员南下参加抗日。离馆前夕,他在一次全馆集会上,饱含热泪,语重心长地嘱咐、恳求全体同仁要体念时艰,安心工作,就地抗日,保护好国家的财产。由于袁同礼平日在工作人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留守的员工大都坚守岗位,以保护北图为己任。在八年沦陷期间,北图的书刊均无损失,即使最为日本人所觊觎的善本珍藏也完整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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