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凌谷枫的身份毕竟还不属于我国警方人员，向他透露案情细节是违反程序规定的。只是眼下人命关天，一切都要以救人为主，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黎梦得到了我的同意，立即拨通了和凌谷枫的视频通话，凌谷枫在了解案情始末之后，突然对我们说了一句：“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受害人是自己不想回来呢？”
这句话，直接让我惊掉下巴。
虽然这种可能性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要是代入实际思考，这种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
黎梦在听完凌谷枫的话后，虽然反应没有我这么大，但也着实吃了一惊。可与我不同的是，她没有质疑，而是陷入了沉思。
我看着她认真思考的样子，心中很是诧异，她不会真的认为有这种可能吧？这种事情怎么想都是不可能发生的，韩晓曼甘愿被小钥匙拘禁？这也太荒唐了！
黎梦沉默许久，试探性地问了一句：“你的意思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视频的那一端，凌谷枫点了点头。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心理疾病的特殊类型，可发生于巨大生理及情感应激状态下，是指犯罪过程中的被害人对于加害人产生情感，包括同情、认同、赞赏、喜爱、依赖等，并结成融洽、友好的关系，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人的一种情感联结。
这种症状在处于正常生活状态下的人群中较少出现，偶尔可见于某些特殊处境的人群，如集中营中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刑事案件中的人质等。其具体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以归结于人类心理的自动保护机制。
这种症状最早发现于1973年斯德哥尔摩市的一起银行抢劫案中，两名罪犯挟持了四名银行职员，在与警方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罪犯放弃抵抗而被逮捕。
而后，四名被劫持的银行员工对绑匪显露出怜悯的情感，并拒绝在法院指控绑匪。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了其中一名劫匪，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但怎么想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人质和绑匪，完全是两个对立的单位，人质怎么可能会爱上绑匪呢？
视频里，凌谷枫解释道：“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每吃一口饭、每喝一口水，每一次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这是凶犯对自己的宽忍和慈悲。对于绑架自己的凶徒，对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认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所以说，现在嫌疑人一定知道人质在哪？”黎梦认真地问道。
凌谷枫点点头，肯定道：“嫌疑人一定知道，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眼下嫌疑人和人质之间出现了一种互相保护的行为，人质不会主动离开，嫌疑人也不会主动说出人质的情况，他们把对方当成了托付，却把警方当成了罪犯。”
“有什么办法能让嫌疑人说出人质藏匿的地点吗？”黎梦继续问道。
凌谷枫想了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要让嫌疑人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常规的审讯只会让他紧张，让他感到没有安全感，越是这样，他心中的自我保护反应就越强。想要从他口中得知答案，首先要让他放松，同时给他安全感。”
这种情况倒是容易理解，但警察和罪犯天生就站在对立面，没有罪犯是不畏惧警察的，如何才能给他安全感，这是非常困难的。
黎梦也明白这一点，追问道：“我们应该怎么做？”
视频那边迎来了许久的沉默，一时间让我以为是网络延迟卡顿了。
大约过了三分钟，凌谷枫才开口：“你们不行，碍于警察的身份，嫌疑人是不会说实话的。你们可以找一个心理医生，用心理治疗的方式去询问，心理医生对于如何给构建安全，让病人放松是非常专业的。”
心理医生，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心理医生你们一定要好好选择，这种机会只有一次，一旦一次机会失败后，嫌疑人也会对心理医生产生心理抵触。”凌谷枫刚说完，又急忙嘱咐了一下。
“好的，谢谢谷枫学长！”黎梦向他展露微笑。
凌谷枫也笑着：“不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小梦，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哦。”
“嗯呢，不会忘的，谷枫学长再见。”黎梦对着镜头摆了摆手。
“再见。”
凌谷枫给了我们一个心理医生辅助办案的思路，但机会只有一次，我们急需一个专业且能力超群的心理医生，对于这个人选，我很是头疼。
但在选择心理医生之前，我更想问一下，黎梦和凌谷枫做了什么约定。
“你和他约定什么了？”我轻轻拍打了一下黎梦的胳膊，满不在意地问道。
“约定？就是上次答应他做真人蜡像馆的事。”黎梦随口说了句，但片刻就收起笑容：“你问这个干嘛？”
“啊？我，我随便问问。”我悻悻地说了句。
心理医生，还真不太好找，要是找法医，我能找来一堆。
不过仔细想想，我还真认识一个心理医生，只是这个人不太好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