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别墅的居住者仿佛有一个共同点,年纪四十五岁上下,在不同的视听领域中挣大钱。有一个肥胖的年轻女子,在一间蓝色的办公室里,头戴一个硕大的耳机,在计算机上敲录下在附近播送的一篇文章,每天将近十一点时,本加特内尔都早已在国家广播电台的一个频道中听到过它了。有一个棕红头发的小个子男人,目光散漫,嘴角总挂着微笑,不怎么见他从平台的长椅子上离开,看样子像是电影制片商或者别的什么,反正年轻女郎们总是走马灯似的在他身边来来往往,好家伙。有一个电视台的战地女记者,不常住在这里,却在地球上所有发生冲突的地方过日子,带着她的卫星电话,从一个地雷上跳到另一个地雷上,一会儿在高棉人那里,一会儿在车臣人那里,在也门过几天,又在阿富汗过几天。当她回来时,她就关起窗门板,没日没夜地睡大觉,来调整时差,反正本加特内尔不常看见她,除非有时候在自己家电视的屏幕上。
但是眼下,他一个人都看不到。就在这天上午,越南大使馆的背后,还有五六个穿着厚厚的运动衣裤的外交官,像平常日子一样在打太极拳。可现在,在大使馆栅栏门内,却空无一人,只有一块钉在一棵树上的篮球板,一个不太像样的秋千,一个面朝天的生了锈的保险箱,在高大的水泥墙那空荡荡的墙根下,放着一把空空的椅子。似乎在栅栏门之后,天气就更加炎热,更加潮湿,仿佛大使馆制造出了一个东南亚的小气候。无论如何,本加特内尔只是在远远地瞧着世界。
如果说他在观察着人们,他却离群索居,跟谁都不打招呼,除了每星期一,他要去楼下的退休牙科医生那里,给他送去数额不菲的房租,因为他是按周计价向老牙医租的房子。对此安排,人们恐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本加特内尔从一开始就明告牙医,他不会住很长时间的,他很可能说走就走。绝大多数时间里,他足不出户地把自己关在套间中,不过这不妨碍他在厌烦透顶时,偶尔也出来透一透气。
现在,他正好就出来兜一圈,瞧,这不是战地女记者嘛,她的样子好像刚刚睡醒,呵欠连天地赶去参加某个编辑会议。这是一个开着小小的奥斯汀轿车的高个子金发女郎,她的车子是白顶翠绿色的车身,散热器撞破了,车玻璃上塞满了小条子,条子上写着通知,让她立即把车送到警察局的车辆处去,警察局长,她的一个朋友,将把它炸毁。因为这里是一个富人街区,居住着不少的名人,而这些名人又认识不少的名人,这是一些很漂亮的街区,有不少狗仔摄影师常来这里。
他很悠闲,几乎悠闲得有些痛苦,他要到欧特伊墓地去兜一圈,墓地很近,只有几步路远,而且面积也不大,里面安息着不少英国人,不少男爵和远洋轮的船长。
一些墓碑石破碎了,就这么遗弃在那里,另一些则得到了修复;有一处坟墓设计得像是一个小小的亭楼,有雕塑装饰,在放门毡的地方刻写着信经的经文,看样子正在重新整修。本加特内尔不停步地经过了德拉艾的坟墓--尽管他回过头来,在墓前扶正了一盆翻倒了的杜鹃花,经过了一个无疑有重听症的陌生者的坟墓--墓碑大声喊着,他的奥尔良的聋人朋友们怀念他--然后,经过于贝尔罗贝的坟墓--墓碑喃喃道,孝敬的儿子,温柔的丈夫,善良的父亲,忠诚的朋友——然后,又是类似的玩意,够了:他走出了欧特伊墓地,拐上了克洛德·洛林街,走向米开朗琪罗街。
在那里,稍稍晚些时候,当期待已久的超级明星及其新情人穿过洞廊出来时,两个摄影师便开始朝这一对人扫射。小情人扭来扭去,天使一般地微笑,超级明星虎着脸,从心底里让摄影师见鬼去,而本加特内尔刚好从墓地转回来,满脑子不知在想些什么,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回家路上居然闯入了他们的镜头。回到家中,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又趴在窗前看风景,就这样慢悠悠地等待着暮霭的降临,日光不慌不忙地为房屋和植物,为台阶和洋槐树拉长再拉长影子,直到这些东西自己连同它们的影子沉浸在一团更大的阴影中,阴影溶化掉它们的轮廓,它们的颜色,最后消化它们,喝下它们,使它们熄灭,消失,而就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
是我,鳗鱼说,事情办得很成功。你肯定没有人发现你吗?本加特内尔还是有些担心。你想想,鳗鱼说,后面连个人影子都没有。说实在的,甚至在店铺里也没有一个人影子。现看起来好像不怎么行得通啊,你说是吧。闭嘴,臭狗屎,本加特内尔说,还有呢?现在货在哪里?按照计划,一切都在冷冻车里,鳗鱼回答,它就停在我家附近,你租好的车库的小间里。现在,我们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