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應該有線索了吧”我問
“鄰縣公安局查了以後報告說，他們已經接到過派出所的報告了。村民報告，有一輛車在河邊着火了，還打電話報了警。派出所和消防車趕到河邊時，這輛車已燒成了一堆骨架。進過消防大隊鑑定，這輛車是有人故意燒的。”姚局長說。
“怎麼燒的呢”我問。
“有人澆了汽油，蓄意焚燒了這輛車。經過我們對這輛車骨架的判斷，這輛車就是與礦老闆他們乘坐的車類似的麪包車。”姚局長說。
“由於現場救火的人和圍觀的人衆多，現場的痕跡全部被破壞，我們從現場找不到一丁點對我們有用的線索。”姚局長說。
“那怎麼辦啊”我問。
“我們的初步判斷是，礦老闆有可能坐着這輛車到了河邊。燒燬了車輛後，直接坐着河裏接應的船到了對岸。”姚局長說。
“我們在河對岸進行了詳細的搜索，一無所獲。又找了大大小小的船隻詢問，也是一無所獲。”姚局長說。
“這麼說，線索斷了”我問。
“對，斷了。”
“那怎麼辦啊”我問。
“我們把重點線索集中在秦建明身上，我們找到了易臘梅，問秦建明跟家裏聯繫過沒有易臘梅說沒有。問秦建明託人帶話了沒有易臘梅也說沒有。易臘梅雖然是秦建明的老婆，但她對秦建明的情況，尤其是社會關係的情況，幾乎是一無所知。”姚局長說。
“大數據系統在海量的人員信息中，找到了秦建明，發現秦建明出現在一個巷子口，巷子口正好有監控錄像，秦建明的行蹤就被錄了下來。”姚局長說。
“我們的人找到巷子口，拿着秦建明的照片，一一詢問附近的人，有誰見過秦建明。功夫不負有心人，一個小商店的老闆說見過秦建明，秦建明還借他的手機打過電話。我們的人問說了什麼小店老闆說，他當時在買東西，沒有注意聽。”姚局長說。
“我們的人請小店老闆把手機翻一下，看看是誰打的電話。小店老闆說，秦建明給了他2000元錢，把他的手機拿走了。”姚局長說。
“那個秦建明，還有點反偵察能力啊。”我說。
“是啊，別看秦建明是礦工出生，爲人精明着呢。”
“那怎麼辦呢”我問。
“這點小事難不倒我們，我們的人問小店老闆，記不記得自己的手機號，他說記得，我們的人記下了手機號後，在電信局的支持下，拿到了通話記錄。”姚局長說。
“通話記錄顯示，秦建明在視頻錄像出現前後的時間段，就打了一個電話。我們分析，秦建明在打了一個電話後，把手機扔了。爲了防止手機被找到，他有可能扔到河裏，或者砸壞後，扔到懸崖下面去了。”姚局長說。
“我們就開始查找秦建明撥打的那個電話，可那個電話的註冊信息全是假的，那個
“這麼說，線索又斷了”
“是啊，的確斷了。”姚局長說。
“現在不都是實名登記嗎怎麼還有假的信息呢”我問。
“不法之徒總可以找到漏洞，要麼是人的漏洞，要麼是制度的漏洞，這一點也不奇怪。”姚局長說。
“我們再發現秦建明的線索，是秦建明出現在明鏡湖的入口處，由於大數據發現秦建明，到工作人員告訴我們，我們再下達指令有一個時間差，等我們的人趕到明鏡湖時，怎麼也找不到秦建明。”姚局長說。
“他還跟你們玩套路了。”我說。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不管他怎麼玩套路，我們總可以找到他。”姚局長說。
“這應該是必然的啊。”我說。
“有一次，我們還差一點就抓住秦建明瞭。”姚局長說。
“具體怎麼回事”我問。
“也是得力於大數據，我們在商場發現了秦建明，拎着大包小包的東西出現在四樓，我就在大數據中心直接指揮附近的警力立即採取行動。”姚局長說。
“由於商場的攝像頭不是完全全覆蓋，也有死角，秦建明時而出現時而消失。在秦建明消失了幾分鐘，沒有出現後。我冒着商場人多，容易引起騷亂的危險，立即下達了關閉商場所有出口的指令。”姚局長說。
“爲了避免引起騷亂，避免秦建明藉機出逃。我們通過廣播不斷地廣播消防演習的通知，請顧客們不要驚慌。等我們紮緊了包圍圈，挨個檢查，一個個放顧客出來時，卻怎麼也找不到秦建明。”姚局長說。
“我們檢查了商場所有能藏人的地方，就是找不到秦建明。”姚局長說。
“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分析了一下，有可能是我們的口袋還沒紮緊時，秦建明先出去了。還有一種可能是，秦建明得到了某些人的協助。”
“某些人的協助”
“對，我不是以前跟你說過嗎我們可能對付的是一羣有組織、有預謀的、有偵查和反偵察能力的、高智商的、有活動能量的犯罪分子。我們在明處，他們在暗處。或許，我們對他們一無所知，他們對我們卻一清二楚。”姚局長說。
“這也是我反覆跟你說，要你絕對保密的主要原因。”姚局長說。
“還發現了什麼線索嗎”我問。
“在電信部門的支持下，我們對最近仍沒有到電信部門進行實名登記的用戶進行了調查。三大電信部門給我們提供了一長串名單，我們逐個逐個進行了調查，卻找不到任何有用的線索。”姚局長說。
“你們工作真的很辛苦啊。”我說。
“我就不相信，幾個大活人，會從我們的眼皮底下消失。我們沒有一點懈怠，繼續尋找線索，繼續追蹤這幾個人。”姚局長說。
“找到了新的線索嗎”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