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南的杭州，彷彿像是坐在了火山上一樣，到處都是岩漿被埋在地下的暗潮涌動，似乎火山要爆發似的，一觸即發。
作爲這次謀劃的決策人，張靜江坐在輪椅上，深度眼鏡下那雙偏執的眼鏡迸發着妖異的光芒。他不是一個衝動的人，外界傳說他豪爽，俠義，不過是他的一種性格表象。
生在大家族內，不可能只有一個莽撞的性格，不然他連財產都爭不到。要知道他在成年之後，第一份差事是花了大價錢的，十萬兩雪花銀買了一個實缺道臺，雖說不過是外交官員，但在大家族內，這種魄力也絕對不是他能夠決定的。
顯然，張靜江也是被張江看好的子弟。只不過張家是商賈人家，而對於張靜江的期望是在政治上的支持，希望能夠給張家這艘大船保駕護航。可是，張靜江對於滿清這個王朝沒有絲毫的好感，這纔有了支持孫大先生，成爲國黨初期最重要的金主。
而且，張靜江這個人文武全才，江湖人稱大俠。可惜的是，運氣不好。有一年張家的房子着火，張家大院的房子，一個院子套着一個院子，上百間的房屋，要是全部點着了，這就熱鬧了。作爲少爺的張靜江跳上了房頂，準備救活來着，大俠嘛，就這麼豪氣，就什麼霸氣
有一句老話說的是，馬有失蹄，人有失足。張少爺腳底踩空從房頂掉下來了腿落地，折了。
張靜江可是張家的嫡子，就算是腦袋落地，只要沒死。張靜江還是張家的二少爺，是不容置疑的主人。但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腿瘸了，這給他的政治前途蒙上了一層陰影。其實，隨着張家投資國黨的回報可能越來越低，張靜江也想過退入幕後，培養一個和自己同心同德，至少能夠服從自己的政治代言人。
可是性格中的不甘心，讓他有種被忽略的失落。恰恰在這時候，張家又蒙受了巨大的危機，在上海的鹽業公司生意急轉直下。民國的鹽業管轄權是從袁世凱手裏被英國人徹底掌控的，可是在幾年前，英國人管轄的鹽業稽查所爆發出貪墨的醜聞，加上反英運動的此起彼伏，英國不得不採取暫時地讓步，獲取在外交上的利益。
至少，關稅在英國人的手裏，相比鹽稅來說，關稅比鹽稅至少重要一百倍，甚至一千倍。
因爲，只有控制了民國的關稅，英國的工業品才能源源不斷地進入民國市場傾銷。雖然，這種作法已經對民國內部的反英情緒潑上了汽油，可畢竟還沒有燃燒起來。
而張家最重要的貿易，就是食鹽貿易。
可隨着鹽稅的迴歸，民國的鹽稅被掌控在銀行團的手中，實際上，就是掌握在王學謙一個人的手中。張家的生意一落千丈，作爲張家的一份子，張靜江對於王學謙的偏見也好，不屑一顧也罷，直接上升到了仇人的地步。
奪人錢財，如同殺人父母。
這句話說的一點也不假，張靜江的內心之中，早就存着將王學謙除之後快的想法。可惜一直沒有很好的機會，而國黨在浙江的隱藏勢力，並不是他的身份能夠調動起來的。他需要一個機會，一個等國黨逼迫到了懸崖邊上的機會，讓內部的上層人物和他站在一起，孤注一擲的決定。
而這個機會，在陳炯明炮轟觀音山臨時大總統府邸之後，漸漸地浮出了水面。國黨已經沒有退路了，孫大先生的執政生涯甚至一度需要曹錕去挽救。
徒有其名，所有的政令都出不了大總統府，反而國黨因爲在國會內部的議員數量佔據絕對數，控制着一個國家的最高人事任免權，立法權和資源分配權等等，等於袁世凱將權力全部交給了孫大先生。
作爲一個強權人物，袁世凱怎麼可能答應如此荒唐的條件。
但是曹錕不一樣，孫大先生爲了挽回廣州兵變給他帶來的政治生涯的危機，不得不採取柔和的政治手段，用國會的支持，來換取曹錕對孫大先生合法身份的認可。
這確實很荒唐，可是在民國出現了。
兩個政敵之間的握手言和。所以說，政治永遠沒有對錯，只有利益。
但是張靜江的政治眼光遠遠沒有達到政治巨擘的地步，孫大先生能屈能伸的政治韜略沒有能夠影響到他周圍的多少人。要不是國黨一直是先天不足的一個政黨，孫大先生或許有更多的機會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不必常年蹉跎徘徊在政治邊緣。
可就算是孫大先生的政治鬥爭豐富，眼光也不錯，但是在重大決策的時候，還是難免出現過於激進的舉動。
這並不是說這個人政治會不夠，而是長期的在野黨，亂黨，流亡黨派的身份，讓他不得不採取激進的政治手段。這就導致了在國黨長久以來的政治鬥爭之中，暗殺，成爲國黨最重要的政治手段。手段激進，政治企圖過於急於求成，缺乏實幹基礎，這就是國黨在孫大先生時期最大的軟肋。
如果要說服孫大先生，對於張靜江來說並不難，他只要讓孫大先生明白，控制了浙江就等於是控制了江浙。
而控制了江浙，打下南京就不成問題了。
這樣一來，擁有數億賦稅的地盤，北伐不是一句空話，獲得全國政權似乎也並不是那麼難。
不得不說，張靜江審時度勢的眼光是很不錯的，他的建議受到了孫大先生的重視。
但是光有重視是不夠的，需要有人配合，這時候汪兆銘加入了這個計劃之內。
浙軍總司令，溫應星將軍是國黨派入浙江的軍事人才。
蔣百里對國黨也有不錯的認可度。
作爲浙軍中領兵大獎的陳儀，控制着浙軍最精銳的山地旅。
所有的情報都顯示着，只要國黨想要那麼做，成功是必然的結果。就像是水到渠成的結果一樣，沒有理由在半路上攔截，將好不容易形成的政治優勢砍去，就是爲了所謂的道義。
另外，國黨因爲財政的困擾，確實需要賦稅豐厚的地區作爲根據地。浙江的地理位置雖然不如廣東，但是南和西都是山區，江西的陳光遠想要出兵浙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福建進入浙江的通道就更加困難，在沒有海軍的支持下，只能是一路從仙霞的保泉關，走崎嶇的山路進入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