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是民族危機爆發的一年。南京政府公佈《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嚴刑峻法，嚴加控制言論。7月，新月書店北平分店被搜查，幾百冊《新月》被抄沒。王造時登上書生論政舞臺，在《新月》發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檄文，酣暢淋漓，譏諷當局，是《新月》論政時代結束前最爲響亮的鳴鏑。
胡適重返北京大學，選聘丁文江、徐志摩、錢穆、李四光等著名學者到北大執教，一時間，北大人才雲蒸霞蔚，社會各界謂之“北大中興”。
九一八事變喚醒了國人的愛國熱情和血性。胡適等知識分子在關乎國家存亡的歷史關頭，以一腔愛國熱忱投入這場民族自衛戰爭。
此時的周作人是以大時代弄潮兒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的。但到了1931年，他在致信汪馥泉時說，當前“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會現象亦更不佳，既無反抗之志與力，我想且稍取隱逸態度爲宜”。其散文中溫暖的人情和人性也漸漸淡化。
冰心散文集《南歸》《先知》出版。朱自清作《論詩學門徑》《論中國詩的出路》。沈從文《論朱湘的詩》《論劉半農的〈揚鞭集〉》《論中國的創作小說》等論文發表，創作小說《夜漁》《三三》《虎雛》《黔小景》等。胡適發表評論《評〈夢家詩集〉》《以錢穆先生論〈老子〉問題書》《論牟子〈思想論〉》《辨僞舉例——蒲松齡的生年考》《〈醒世姻緣傳〉考證》等，出版《淮南王書》。
“你總是這樣叫人牽掛”——胡適重返北京大學
1930年11月30日，胡適在北方凜冽的寒風中，抵達北平，卜居後門內米糧庫四號。距1927年5月17日，自北平遷居上海，已過三年半。其間，胡適曾三次回到北平。
1929年1月，作爲董事會董事，胡適北上參加了北平協和醫學院校董事會議。他抽空去探望在重病中的老朋友梁啓超，不料他趕到時，梁氏剛剛病故幾個小時，他悲痛中參加其大殮。後又去北京大學舊地重遊，感觸良多，賦詩《三年不見他》感懷：
三年不見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見他，
這久冷的心又發狂了。
我終夜不成眠，
縈想着他的愁、病、衰老。
剛閉上了一雙倦眼，
又只見他莊嚴曼妙。
我歡喜醒來，
眼裏還噙着兩滴歡喜的淚，
我忍不住笑出聲來：
“你總是這樣叫人牽掛！”
1930年6月和10月，胡適受邀到北平演講與參加學術活動，同時也爲來北平尋租新房。胡適在日記中說，他每次演講都是人滿爲患，一次到協和醫學校用英文演講，聽衆仍將會場擠得滿滿的。通常，關於哲學之類學術性很強的演說聽衆總是寥寥無幾，然而北平的學術界、教育界，總是熱情地擠進會場，去聽胡適的演講，顯然是對他的思想和文化人格，充滿敬意和支持的。10月17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覺得對社會國家的責任也更重，因爲人對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負這許多人的期望呢？”胡適常用“凡執事不敬，未有不敗亡的”這句話自勉、約束、鞭策、砥礪自己，爲中華民族的崛起，勇敢無畏地奉獻自己的才智。這句話是在給張學良的信中說的。今天聽來，仍擲地有聲。
四天後北京大學爲他舉行歡迎會，北大代理校長陳大紀、哲學系主任張真如等參加。胡適致答謝詞曰：“我們當前的問題是社會、國家、人生、思想，我們應該注意活的問題，不該專研究過去歷史上死的問題。古代的成功或失敗，僅是我們的指導和教訓。我們應該領導社會思想，研究中國當前的社會問題。”
12月17日夜，胡適在北平的米糧庫四號宅第，燈火通明，北平各界好友歡聚於壽宴，賀詩拜壽，在生日蛋糕上點起四十支紅燭，舉杯用英文唱壽誕之歌，爲胡適四十大壽祝福。那夜，飄起紛紛揚揚的瑞雪。
1931年1月，胡適到北京大學任教，幾經推辭，到1932年才接受北京大學校長也是他的經年老友蔣夢麟的堅請，受聘爲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系主任之職。
胡適到北大後，蔣、胡二人多次圍爐商議，擬就了一個雄心勃勃的重振北大、加快發展的周密計劃。他們再次打出老校長蔡元培“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方略，兼設“校務委員會”取代過去的“校評議會”。改文、法、理三“科”爲“三學院”，定周炳琳爲法學院院長，劉樹杞爲理學院院長。蔣夢麟自唱白臉，負責“辭退舊人”，請胡適唱紅臉，“選聘新人”。胡適如炬慧眼，“選聘”了丁文江、徐志摩、錢穆、李四光、陶希聖、孟森、湯用彤等著名學者、教授到北大執教。一時間，北大人才雲蒸霞蔚，社會各界謂之爲“北大中興”。
胡適的《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七章），也由新月書店正式出版。胡適身在北平，忙於辦學，仍不忘爲自己在上海發動的人權輿論辯護。是年年初，胡適致信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強調“《新月》同人在提倡這種個人簽名負責的言論自由”，“此類負責的言論，無論在任何文明國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發表，不可加以壓迫”。
1930年11月4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及第八區黨部，將寫文章批評國民黨的羅隆基告到上海警備司令部，指責羅隆基“言論反動，侮辱總理”，羅隆基遂被警備司令部公安局拘捕。在胡適多方營救下，羅被保釋。不久，羅又寫《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當局又以“挾忿詆譭”爲由，強令光華大學開除羅氏。爲此，胡適曾代光華大學校長草擬了一個《上蔣介石呈》，直接向蔣介石解釋其事緣由併爲羅隆基鳴冤，“今有一事上陳，即教育部飭令光華大學撤去羅隆基教員職務是也。羅隆基在《新月》雜誌發表言論，意在主張人權，間有批評黨治之語，其措辭容有未當。惟其言論均由個人負責簽名，純粹以公民資格發抒意見”，擬請免職撤換處分，以示包容云云。
當時的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極力支持胡適，他以校長的身份，給蔣介石上書，力保羅隆基。但翌年1月，當局還是以“言論謬妄”，強令光華大學辭退羅隆基的教職。羅繼續在上海主編《新月》，依然鋒芒畢露地發表他的書生論政。5月，汪精衛在上海《民報》發表文章說，中國當時有三種思想鼎足而立：共產主義、《新月》派和三民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