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蘭庭並非沒有意識到李濟已經授意正妻丁氏向春歸示好後，還巴巴地又遣了個妾室來試探這等不合時宜的行爲，但他對於別家的內庭私晦一貫就沒有獵奇的心思，聽完春歸的講述未對申氏任何評價，只蹙着眉頭表達了對李濟的牴觸。
“自從胡端沒能順利升任汾陽知州一職，李濟應當就意識到朝中或生變故，不過父親赴任後，一度毫無作爲又讓他懷抱饒幸，直至榮國公受挫且我還揪着施良行受賄之事不放，他便有若驚弓之鳥，要若是他並沒有行爲中飽私囊的劣行，怎至於一有風吹草動便急於倒戈？”
“逕勿言下之意是，李濟也和施良行同流合污？”
“一州長官貪贓斂財，其下屬官做到獨善其身實在艱難，如今已不是太祖時候嚴懲貪腐誅連黨從的風紀，是以往往只究首惡以及罪重者，如胡端爲了奉迎上官枉害無辜的罪行必定不會輕縱，但如李濟一樣只是受贓則往往小懲大戒，但李濟的念頭，擺明就是連小懲都不接受，還想靠着見風使舵搏得更大利益。”
知錯非但不悔改，還鐵了心的要一錯再錯，有這樣的官員在百姓怎能安幸，可讓人無奈的是雖然太祖之治時就嚴懲貪贓枉法的官員，甚至下令對貪官處以剝皮填草的酷刑，但莫說後代的國君，即使在太宗帝本朝，貪腐現象竟然也是屢禁不絕。
“那逕勿打算如何對待李同知？”
蘭庭又再考慮了一下：“雖說不能立時肅清官制，可我若助長此類風氣，便是有違祖父臨終教囑。如施良行以攤派糧長之名逼取王久貴等富戶的賄賂，且還有各類巧立名目徵收雜役的罪行，李濟這樣的屬官必定也是從中分取利益，他若不願自悔反舉，又有什麼資格僅僅只得小懲大戒？我不會答應他任何利益，倘若他爲此隱罪不供，那就且等着一齊與施良行、胡端之流被彈劾究罪吧。”
對於蘭庭如此強硬的態度，春歸併沒有任何勸諫的意思，她雖對丁娘子的境遇心懷同情，但一碼歸一碼，總不能爲了出於私人原因的同情就助長貪贓枉法的風氣，故而春歸半點爲李濟求情的心意都不存，且還盤算着是不是應當通過莫問小道的嘴巴，給予那貪得無厭的人一點警告。
不知不覺間風雨已停，春歸自己去點了燈，讓屋子裏些微的有絲亮光，但她和蘭庭的談興顯然都還健旺，所以兩人依然還是斜靠在炕上說話，春歸問到了白晝時讓她和尹小妹都困惑不解的問題：“真不明白焦滿勢爲何急病身故家中男丁只有一個未及冠的獨子，卻仍然要讓年紀小小的焦小郎擔任糧長，反而他擔着逃亡不知所蹤的罪名，家人就能把糧長之責推脫出去？”
“輝輝對糧長之制瞭解多少？”蘭庭不答反問。
“我知道糧長之制乃太祖時制定，原本是由富戶大族擔當，不過到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戶牴觸擔當糧長，甚至視爲傾家蕩產的劫禍故而想方設法推脫。”但這些傳言的真僞春歸就不甚瞭然了，她家是鄉紳門第，從未擔心過被攤派糧長。
“輝輝說得不錯，糧長之制確然是太祖執政時制定的國策，具體而言是將州縣分爲若干糧區，每區攤派一位糧長，起初糧長甚至還是世襲制，父死子替。糧長不僅要負責徵收夏、秋兩季賦役，還要負責運送賦役入京，太祖是貧苦出身，建業前深受貪官贓吏迫害，不僅親眼目睹，甚至親身經歷了貪官逼得窮苦百姓家破人亡，這才逼得暴亂四起，使前朝帝治土崩瓦解。故而太祖痛恨貪官，嚴防贓吏迫害平民。糧長起初不由各地官員選派，而由朝廷直接任命，不能是官紳戶，且一定是富家莊主，太祖認爲以民治民就能減少橫徵賦稅的風險，且太祖還會親自召見各大糧長，向他們詢問各地的民情，瞭解官員是否有貪腐壓榨的罪行。”
說到這裏蘭庭的神色就變得嚴肅起來：“不過到了後代君帝，幾乎無人做到能如太祖一般事必躬親，也因爲並沒有遭受貪官污吏的迫害，逐漸不再重視民情，糧長得不到召見，沒有了殊榮和特權，付出和收益嚴重失衡，故而從競相爭取演變爲推脫不及，世襲制再也進行不下去，需得一年兩次攤派，再不可能由朝廷選任，故而將此職責下放至地方，州縣官員就掌握了攤派糧長的職權。”
春歸聽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可焦滿勢雖說並非貧苦，也只是擁有不足百畝良田的人家，辛苦經營，也就只能保得一家人豐衣足食，他怎麼能被攤派上糧長之職？”
“我若非是因父親放了外任，也一無所知糧長的選派竟然成了這副光景！”蘭庭眉心緊蹙：“就汾陽一地而言，不乏富戶莊主，但這些大富人家爲了推脫糧長，往往是攀附豪貴權門，採取投獻飛田等等手段免除責役，對於這類人家，施良行在任時也不敢逼派，所以他瞄中了像王久貴一類的商賈，他們雖說富裕卻無實權撐腰，只能選擇行賄州官的方式擺脫役使，施良行等靠此中飽私囊，到頭來糧長正役就只能攤派給焦滿勢一類門戶，他們既無人脈背景，又無這多閒錢年年重賄官員，唯有竭盡所能完成糧長職責，損失積財家業，但一任糧長後，多數也能保取數載安寧。”
說到這裏或許是因爲心聽義憤，蘭庭覺得口中躁澀，他自己起身斟了一盞茶水潤喉，方坐回炕沿：“論來糧長早就不取父死子替的制度，未完役時病故，官衙理應再重新攤派，但民衆已經將糧長之役視爲劫禍，避之唯恐不及，地方官員們靠此牟利的同時，又必須保證糧賦及時徵收的政績，其實也不願另擇他人再廢一番波折，更不說底下還有贓吏，他們地位卑賤不可能獲取富戶的賄賂，與流內官員分一杯羹，只能瞄準出現變入的糧長家庭，就算能夠暫時推脫此年役使，也不得不用多半家財賄賂吏役，且還不能保證來年會不會再次被攤派役使，所以多數人家縱管是擔任糧長的家長病故，也不得不仍然完成此年的徵運職責，如此竟在汾陽成爲了慣例。”
“可要是逃亡……”
“逃亡就不同了，像施良行這類官員，他們當然清楚如此攤派的弊端，心中也未必不存忌備，多數不敢讓朝廷得知。但倘若百姓能夠安居樂業，怎麼會無端端選擇逃亡？施良行不敢以逃亡上報，這會影響他的政績，所以並不敢逼迫太緊，往往會留逃亡人家的親眷一線生機，這就是爲何焦滿勢病故後，他的家人會謊報逃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