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且需要說明，宋代中央的大理寺分設“左斷刑”與“右治獄”兩個法院，爲貫徹“鞫讞分司”的司法原則，“左斷刑”又切分爲斷司推司與議司法司；“右治獄”也分爲左右推推司與檢法案法司。
在地方，州府法院的左右推官、左右軍巡使、左右軍巡判官、錄事參軍、司理參軍都屬於推司系統，司法參軍則屬讞司系統。
有些小州沒有分司理參軍與司法參軍，但對任何一起刑案的審判，同樣必須執行“鞫讞分司”的原則，推勘官與檢法官由不同的法官擔任。
宋代縣一級的司法人員雖然配置不是那麼完備，但還是設了推吏協助鞫獄、編錄司協助檢法。
在一起刑案的審判過程中，推勘官唯一的責任就是將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審訊清楚。
按照宋朝的立法，“諸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之。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
意思就是說，推勘官鞫問的罪情，必須限制在起訴書所列舉的控罪範圍內，起訴書沒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問罪，否則，法官以“故入人罪”論處，這叫做“據狀鞫獄”。
確立“據狀鞫獄”的司法原則，自然是爲了限制推勘官的權力，防止法官羅織罪名、陷害無辜。
惟盜賊殺人重案不受“據狀鞫獄”的限制，允許窮究。
推勘官審清了案情，有證人證言、物證與法官檢驗報告支撐，能夠排除合理懷疑，被告人服押，那麼他的工作便結束了。
至於被告人觸犯了哪些法條，當判什麼刑罰，則是另一個法官檢法官的工作。
檢法官的責任是根據卷宗記錄的犯罪事實，將一切適用的法律條文檢出來。
從司法專業化的角度來說，宋代立法頻繁，法律條文浩如煙海，一般的士大夫不可能“遍觀而詳覽”法條，只有設置專業的檢法官，纔可能準確地援法定罪。
從權力制衡的角度來看，獨立的檢法官設置也可以防止推勘官濫用權力，因爲檢法官如果發現卷宗有疑點，可以提出駁正。
如果檢法官能夠駁正錯案，那麼他將獲得獎賞；反過來，如果案情有疑，而檢法官未能駁正，則將與推勘官一起受到處分。
宋人相信，“鞫讞分司”可以形成權力制衡，防範權力濫用，“獄司推鞫，法司檢斷，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在司法實踐中，獨立的檢法官設置，確實爲維繫司法公正增加了一道防線。
舉個例子，像是宋真宗年間，萊州捕獲了兩個盜賊，州太守用法嚴酷，指使人故意高估了盜賊所盜贓物的價值，以圖置其於死罪。
萊州司法參軍西門允在檢法時，發現贓物估價過高，提出駁正，要求按盜賊盜搶之時的物價重新估值，“公即西門允閱卷，請估依犯時，持議甚堅”，終使二犯免被判處死刑。
很可惜的是，“鞫讞分司”的司法程序，本來是很好的，可在宋亡之後就被殘酷的蒙元給遺棄了。
因爲那時人分四等，別說犯罪了，就算是殺人，最上等的蒙古人殺死最低等的南人，只需要賠償一頭驢，不得不說是一個時代的悲哀，文明的倒退。
同時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凡徒刑以上的刑案，在庭審結束之後，都必須啓動“錄問”的程序，即由一位未參加庭審、依法不必迴避的法官覈查案狀，再提審被告人，讀示罪狀，覈對供詞。
被告人如果自認爲無冤無濫，即簽寫“屬實”，轉入檢法定刑程序；如果想喊冤，則可以翻供。
一旦被告人翻供，案子即自動進入申訴程序移交給本州的另一個法院，重新開庭審訊。
錄問的用意在防範冤案、錯案，因爲在庭審中，推勘官完全可能造成冤獄，例如使被告人屈打成招。
所以宋人堅持在庭審之後、檢法之前插入了一道“錄問”的程序。
刑案未經錄問，便不可以判決；即使作出了判決，也不能生效；如果生效，即以司法官枉法論處。
像是宋哲宗年間，開封府右軍巡院審理一起涉及侮辱宋神宗的案子，案子審結後上奏哲宗，哲宗“詔特處死”。
因爲結案時未經錄問程序，所以有大臣提出抗議“不惟中有疑惑，兼恐異時挾情鞫獄，以逃省寺譏察，非欽恤用刑之意。請今後獄具，並須依條差官審錄。”
最後，哲宗只好下詔，重申錄問的程序不可省略，今後司法機關如審判不走錄問程序，以違制論。
以宋代的慣例，對犯下死罪的重案犯，還必須是“聚錄”，即多名法官一起錄問，以防作弊。
有些重案實在是事關重大，在聚錄一次之後，往往還要從鄰州選官，再錄問一次。
如真宗朝的一條“刑事訴訟法”規定“諸州大辟罪及五人以上，獄具，請鄰州通判、幕職官一人再錄問訖。”
在錄問時，若發現案情存在疑點，被告人可能含冤，錄問官有責任駁正，否則要負連帶責任。
“諸置司鞫獄不當，案有當駁之情，而錄問官司不能駁正，致罪有出入者，減推司罪一等。”
即出現錯案之後，錄問官按比推勘官罪減一等的原則問責。
如果錄問官能夠及時駁正錯案，則可獲得獎勵。
“錄問官如能駁正死罪一人者，命官減磨勘兩年免兩年考覈，吏人轉一資升職；二人者，命官轉一官升官，吏人轉二資；如駁正徒流罪者，七人比死罪一人給賞。”
古人相信人命關天，因而駁正死刑判決，獲得的獎賞最厚。
不論古今中外，在刑事審判中，多設一道把關的程序，嫌疑人便減少幾分受冤屈的危險。
我們無法統計宋代到底有多少刑案被告人因爲錄問程序而免於冤死，但我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說明錄問的意義
北宋前期曾於京師設“糾察在京刑獄司”，作爲專門監察司法的機構，當時一個叫李宥的官員擔任糾察官時，有一次錄問開封府審訊的一個死刑犯，發現“囚有疑罪，法不當死”，卻被開封府尹往死裏整。
李宥即給予駁正，並對開封府尹提出彈劾，迫使府尹被坐罪免職。
同“鞫讞分司”制度一樣，錄問的司法程序，在宋亡後也被遺棄了。
而一宗刑案如果錄問時沒有發現問題，檢法時也沒有發現問題，那麼就轉入下一個程序了，也就是擬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