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天文學 > 買宋 >第二百八十九章 行行業業達巔峯
    要知道,相比於唐代散文僅僅是韓、柳及其弟子的個體實踐,宋代散文在歐、蘇等人的大力提倡與推廣之下,得以形成強大的佔統治地位的風格流派。

    因爲宋代散文,大家可以看到,無論是內容、形式、語言、風格,都較唐文有比較新的開拓。

    細數一下宋代三百年間,不僅散文作品數量驚人,而且名家輩出,成就極高,對後來的明清散文更是產生了極爲深刻的影響。

    總之,宋代散文大家的作品,各具面目,豐富多彩。

    像是大蘇文章汪洋恣肆,雄辯奔放;歐文平淡沖和,醇雅厚重;曾鞏嚴謹平實,細密峻潔。

    而且南宋文風承襲歐蘇,進一步向說理和思辯的方向發展。

    如陸游、文天祥、謝翱等愛國志士的文字,豪氣千雲,揮灑自如,都大有可觀之處。

    論之以哲學,宋代“性理”之學蔚然大觀。

    在沉寂了多年之後,中國哲學在宋代又出現了新的發展高峯。

    北宋有王安石的新學或稱王學,周敦頤的濂學,張載關學,二程程頤、程顥的洛學,南宋有朱熹道學,陸九淵的心學,呂祖謙的浙東學派等等。

    可以看到,宋文化的蓬勃發展,使宋朝完成了“儒學復興”。

    宋人對兩漢經學和盛唐佛學推陳出新,粲然形成了一種嶄新的、以儒學精義爲根本的、兼收佛老及諸子學說的“新儒學”理學體系。

    在這股文化大潮下,宗教進一步世俗化,儒釋道三教相互交融,共同發展。

    “程朱理學”的出現,除了哲學上的意義外,還體現出當時的有識之士對宋朝因經濟高速發展而帶來的一系列道德問題的反思與叩問,體現了宋人希圖建立一種新的道德體系來維繫社會的正常運轉所作的努力。

    雖然後世將程朱理學不恰當的發展成國人的思想桎梏,但作爲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峯,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容抹殺的。

    論之以音樂,自宋代起,中國音樂開始大踏步走向民間。

    以曲子詞、說唱、戲曲爲代表的新興音樂體裁在世俗化的大潮下,將中國音樂的藝術水準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高度。

    除了偉大的宋詞外,宋代對音樂的另一個偉大的貢獻是促使戲曲藝術得到重大發展並推向成熟。

    北宋的“雜劇”,南宋的”南戲”,爲後來的元雜劇的繁盛奠下了堅實的基礎。

    所以,在音樂理論研究領域,宋代也是一個特別有建樹的歷史單元。

    中國第一部具有音樂百科全書性質的鉅製樂書共200卷、第一部有關古琴史的專著琴史等,都出現於宋朝。

    論之以曲藝,宋代是中國古代曲藝發展的極盛時期。

    曲藝發展到兩宋時期,不僅枝繁葉茂,而且更加綿展延伸,與其他表演藝術交錯連理,生長成一片片鬱鬱蔥蔥的茂密森林,進入了空前興旺發達的繁盛期。

    宋代曲藝演出形式之雜、場地之多、節目之盛,令人目不暇接。

    比如北宋崇寧、大觀年間,僅在京城之內就有東瓦、西瓦、中瓦等17處,城外還有各種瓦子、勾欄50多處,有些瓦子可同時容納數千人起觀看演出。

    “說話”後世的話本、評話、評書、鼓子詞等也均論之以瓷藝,宋代是中國傳統瓷藝達到最高美學境界的時代,是“玉的精神”大興於宋世。

    與類玉的品質體現的最爲深刻的時代。

    官、哥、汝、定、鈞五大名窯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中國在人類制瓷史上登峯造極。

    宋代瓷器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靜的品質,成爲後世瓷業執着追摹的審美風格。

    “宋瓷”,幾乎成爲“玉”義的轉換。

    同時宋代也是名窯名品輩出、官場民窯相競的時代。

    耀州窯的青瓷,磁州窯的黑白釉瓷,建窯的天目釉瓷等,雖屬民窯出品,但工藝之精,造型之美,令人歎爲觀止。

    其餘風流韻,遠播後世。

    南宋時,窯業良工隨之南下,一部分窯工居景德鎮仿製定瓷,胎骨釉色純白如粉,稱作“粉定”。

    湖田窯胎骨多以“半刀泥”刻紋,覆以透明青白釉,被稱爲“影青”。

    青白瓷的出現體現了白瓷領域卓越的類玉追求,它不僅使素器“白如玉”,同時也把這種釉色品質廣泛地帶入後來的彩繪瓷器中。

    此外,宋代的建築藝術也極盡工巧之能事,像是宋徽宗所營造的艮嶽萬歲山,比之阿房宮、圓明園有過之而無不及。

    宋代的史學更是粲然大觀,除了煌煌鉅著資治通鑑外,方誌學、金石學等也蔚然興起,史家輩出,史論新穎,著作宏富,達到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頂峯。

    包括茶文化也在宋代登峯造極,宋徽宗甚至在大觀茶論中以20篇文章不厭其煩地介紹茶文化,體現了中國古代精英文化與大衆文化的完美結合。

    此外,雕塑含玉雕、竹雕、木雕、石雕等工藝、染織工藝、傢俱工藝、刺繡工藝、漆器工藝、筆墨紙硯製作工藝等均在宋代臻於化境,鑑賞收藏文化也在宋代文人的提倡下蔚然成風,宋代文化的繁榮程度令後世高山仰止、目眩神迷

    大家可能要問,是什麼讓“華夏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

    還是那句話,宋代崇尚文治、優禮文人與”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之人”等一系列政策是主因。

    因爲宋代的確是文人的“樂園”,這是後世難以企及的。

    而這起源於便是大家都知道的隋唐時期誕生的科舉制,只不過這一政策,是一直到宋代才真正的向所有文人特別是底層文人開放。

    這一時期,只要你文章合格,就不分門第、鄉里,都予錄取。

    宋太宗時,一科進士可取三、四百人,諸科可達七、八百人。

    考試得中即按等第派作大小不同的官。

    對屢試不中的,還可特恩,賜“本科”出身。

    真宗後,取士越來越寬,按考生比例十分之一加以錄取,社會各式人等,連和尚、道士在內都可應試。

    1000年,真宗下詔說“去歲天下舉人數逾萬人,謬濫居多”。但這年真宗親試舉人,仍取進土、諸科1800多人。

    仁宗時“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共取進士4000多人,諸科5000多人。

    據不完全統計,僅北宋一代就開科69次,進士和諸科共取士約61000餘人。

    由此形成了龐大的士大夫階層和文人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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