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天文學 > 買宋 >第二百九十四章 固有的成見
    而且與此同時,宋代的海外貿易也是空前繁榮,根據周去非的嶺外代答等有關資料記載,與宋朝保持通商貿易的國家達到50多個,因而宋代海外貿易範圍較前代大大擴大。

    當時中國的商船不僅堅實耐用,而且船體龐大,據夢梁錄記載,宋代大的海商所用的船可以容納500。

    更重要的是,出海的商人掌握了全世界最爲先進的航海技術,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南針應用於航海,從而使海外貿易得到了巨大發展。

    工業、商業、貿易的高度繁榮,客觀上要求與之相匹配的技術與工藝,因此,宋代中國技術方面顯著領先世界也就不足爲奇了。

    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都成熟和開始於宋代,這不是一種巧合,而是經濟高度發展與繁榮的客觀要求與必然結果。

    今天,我們以不肖一顧的態度看待宋代,不也謬乎,總之,無論從那個方面來看宋代的政治經濟,我們都可以從中國現代、世界現代的國家政治中找到種種熟悉的影子。

    可以講,當時的宋朝,以一種異乎尋常的成熟,超越了同時代的所有文明。

    這也是歐美史學家對中國歷史上宋代癡迷的根本原因,老實說,由於語言的限制,他們對宋代的人文成就瞭解得並不多,所以還不能完全把握和理解宋代真正的情況。

    包括自元代以來至今,所有的朝代都異乎尋常地抵毀宋代,宋代已經成爲落後弱小的代名詞。

    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歐亞沒有經歷蒙古人的浩劫,宋代的貿易一直與海外相通,以宋代人的開放態度和對提高工業規模化的迫切追求,當歐洲發生工業革命時,我想,宋代會即時知道並瞭解工業革命及以後文化革命的內容。

    其次,對那些能夠極大提高生產產量的技術與設備,宋代人必定會很快引進來,以當時人的聰明程度,即便不考慮創新和發展,學習、仿製當無問題。

    如果這樣,中國就不會錯過工業革命這班車,中華文明就不會整體上落後於西方文明。

    可惜,事實上並沒有這個假如,這也是世界上最無奈的事。

    再次,宋朝是我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巔峯時代。

    哲學、倫理、教育、科學、文學、藝術、醫學、工藝可謂是百花齊放,並且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對文化的重視超過其它所有的開國皇帝。

    帝嘗讀堯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邪”

    趙匡胤於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規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準對公卿辱罵,臣下除了謀反和叛逆外,不得殺戮。

    又專門建立了言官制度,開國宰相趙普曾言:“臣半部論語治天下。”

    太祖曾言“宰相須用讀書人”這君臣兩位對儒家、對讀書人的態度決定了宋朝對文化的基本政策。

    從此宋朝成爲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以來第二個學術自由的時期。

    其次宋代學校教育異常發達,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等等,另外有專業性很強的武學、律學、算學、畫學、書學、醫學。

    宋仁宗以後,朝廷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至宋徽宗時期,全國由官府負擔食宿的州縣學生人數達到十五、六萬人,這種情況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除了官辦學校而外,私人講學授徒亦蔚然成風,其中以書院的興盛最爲引人注目,聞名全國的有所謂四大書院,即石鼓、嶽麓、白鹿洞、應天書院。

    據史書記載,至南宋時期宋孝宗當政之後,文化進一步發展,很多州都建有書院,如紹興、徽州、蘇州、桂州、合州,等等。

    書院與官辦的州縣學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學校環境較爲寬鬆,除了正統的儒家學說而外,其它各種學術均可以講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辯難,如朱熹、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朱熹陳亮之間的“王霸義利之辯”等等,從而活躍了師生的思想,推動了學術的繁榮和進步。

    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發展的重要標誌,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體說來,宋代文化在哲學、史學、文學、藝術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獨具特色的成就。

    就哲學、倫理而言,宋代是繼春秋戰國之後最富成果的時期。

    以周敦頤、程顥、程頤爲代表,以儒家經典易傳和中庸爲核心,同時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較爲完整的把宇宙本原、萬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惡等理論體系,成爲宋代理學的開創者,最終形成了以理學爲代表的新儒學,成爲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佔統治地位的思想。

    至北宋中期,運用“天理”這一範疇,將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等有機聯繫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是永恆存在的、宇宙萬物的本源。它不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則,也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

    二程還較爲系統地確立了宋明理學的基本範疇,可以說是兩宋理學的奠基人。

    至南宋時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爲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來各派儒家學說,包括周敦頤、張載等人,建立起一個龐大而系統的思想體系,他以“天理”和“人慾”爲主軸,將人類的自然觀、認識論、人性論、道德修養等有機地集合起來,從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學理論體系的艱鉅任務。

    因而,朱熹是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後影響最大的儒學者,在中國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理學在宋代並非一統天下,不論是南宋,還是北宋,學術思想界都非常活躍,同時存在其它種種不同的思潮。

    與朱熹學術存在差異的陸九淵吸取禪宗理論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題,二者之間經過激烈爭論,最後不了了之,可知當時學術空氣相當自由,學術環境也是非常寬鬆的。

    再如史學領域,在編纂體例方面,除了繼承傳統的編年、記傳體之外,還新創立紀事本末體,對此後史學的發展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

    通常而言,當代史存在不少忌諱,因而宋朝政府開放私人修史的限制,無疑會大大促進史學的繁榮和發展。

    正因爲如此,宋代史學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其中以司馬光等人所著資治通鑑最爲著名,作爲一部編年體通史鉅著,其史學價值和政治價值足以和史記相媲美。

    在文學方面,宋詩不僅繼承了唐詩的輝煌,而且還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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