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大家都知道，遼朝是一個以契丹人爲主的政權，在公元916年，由阿保機建契丹國，到公元947年正式建國號爲大遼。
而自遼朝建立之初，國內便存在以遊牧漁獵爲生的契丹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以及以農耕爲生的漢族兩種不同生產方式的民族。
同時，因爲這兩大類型民族由於生產方式的不同導致了生活習慣，社會制度，宗教信仰等的差異。
因此，爲了緩和兩種不同生產方式民族之間的矛盾，並對兩大類型民族進行有效的管理，遼朝統治者在職官制度，政區建置，法律制度，選官制度，禮儀與服制制度等方面都採取了針對契丹等少數民族和漢族等民族不同的管理政策。
也就是“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
這些“藩漢分治”的政策，充分遵了“因俗而治”的原原則，爲遼朝社會生產力及文化的發展，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與融合，民族關係的維護及社會的穩定奠定了基礎。
遼朝這“因俗而治“政策的積極因素對於後世乃至今日我國的民族政策的完善仍然具有一定的啓示意義。
至於遼朝“因俗而治“政策的具體體現的話，像是前文藩漢分治的職官制度。
首先，遼朝皇帝集雙重身份於一身，就是即對漢人和渤海人行使皇權，也對契丹等遊牧民族則具有可汗的權威。
因此，遼朝在職官制度方面也應充分照顧到境內藩漢雜處的局面。
在遼聖宗以後，遼朝在中央形成了四時“捺鉢“制度，即大遼皇帝在漁獵地區所設的行宮，一年四季往返於“春水，消夏，秋山，坐冬”四時“捺鉢”之間，遼朝的一些重要官員也會隨着“捺鉢“活動，“捺鉢“成爲了流動的朝廷。
此外，自遼太宗之後，遼朝統治者爲了統治不同生產，生活方式的人民，在地方建立了北面官和南面官的雙軌官僚機構，實行“藩漢分治”。
北面官有北面朝官，北面御帳官，北面着帳官，北面皇族官，北面諸帳官，北面宮官，北面軍官，北面邊防官等，主要掌管遼朝皇族事務，契丹部落及屬國的軍政，行宮，軍隊和邊防等政事。
而南面官主要管理燕雲十六州漢人聚居地的地方行政，財經和軍備後勤等事務。
起初“乃用唐制，復設南面三省，六部，臺，院，寺，監，諸衛，東宮之官”，日後又採用宋朝管制。
北樞密院和南樞密院分別爲南北兩面官的最高官署，即所謂的“一國兩樞密”，但軍政決策主要由北樞密院來進行，即“北衙不理民，南衙不理兵。”
由此，遼朝在地方實行雙軌制的政區建置，即在北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實行部族制政區，在漢人聚居的地區實行州縣制政區。
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遼朝依據各部落的大小強弱情況將其分爲大小不等的部族，例如遼太祖時將迭剌部一分爲二，變成五院部和六院部，各置夷離堇，太宗時又更夷離堇爲大王，稱北大王院和南大王院。
比外還稱乙室部和奚六部的首領爲乙室大王和奚王。
小部族的首領稱爲節度使，部族之下稱爲石烈，瓦里，抹裏等。
雙軌制的政區建置由於尊重了不同民族的生活習慣，因而發展良好，形成了“總京五，府六，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屬國六十”的局面。
遼朝還針對以漢族和契丹等其他民族生活習慣存在差異的現狀，針對各民族的實際生活習慣採取了不同的法律制度進行管理。
用契丹固有的法律制度來契丹及其他少數民族，用唐律，唐令，後用宋律來治理漢人和渤海人。
遼太祖神冊六年921起，太祖阿保機命僚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仍置鍾院以達民冤至太宗時，治渤海人一依漢法，餘無改焉。”
自此，在契丹，奚等民族內實施新制定的成文法，漢人及渤海人沿用由漢官參考唐律擬訂的漢法，以契丹法治契丹及諸夷，以漢法治漢民雙律並行。
契丹人犯法，由警巡院使審理;漢人犯法，由所在州縣官審理。
在蕭太后攝政時，爲了緩解藩漢之間的矛盾，曾經統一遵循“漢法。”
但由於漢法與其他民族法律之間存在差異，並且非常繁瑣，因而無法在契丹和其他民族之間進行良好的貫徹，在大安五年1089，恢復了契丹法和漢法並行的政策。
還有就是二元的選官制度，遼朝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其漢化的程度也在加深，這一點也體現在了其選官制度方面。
遼朝的選官制度分爲兩類，北面官通過世選進行選拔，即從具有才能的世家子弟中擇優任用官吏的一種制度。
南面官則通過科舉考試來選拔，在世選制中，不同等級的官員要從不同等級的世家中來選用，所有的官職都要經過世選產生。
遼朝起初設科舉的辦法爲“限制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之設，程文分兩科，日詩賦，日經義。”
遼聖宗統和六年998，在蕭太后和丞相韓德讓主持下“詔開貢舉”，“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科。”
嘲這爲漢族知識分子提供了良好的參政途徑，從遼興宗重熙元年1032以後，科舉制形成定製。
起初遼朝科舉制是專門爲漢人開設的，不允許契丹以及北方其他部族人蔘與，但後來也允許渤海人應試。
以及包容差異的禮儀與服制制度，遼朝在禮儀與服制制度上，充分尊重了各民族的差異，保留了各民族的傳統。
首先，在祭奠禮儀方面，遼朝保留了契丹族傳統了“柴冊禮”，專門適用於契丹族的祭奠儀式;此外還模仿漢人的禮儀在“五京“地區實行漢族的“大冊禮。”
其次，在服飾方面，遼朝政府並沒有在國內強行推行契丹的服飾和髮飾，而是堅持了契丹和漢人的服飾和髮飾並存，採用“北班國制，南班漢制，從其便焉，”的原則。
“皇帝與南班漢官用漢服，太后與北班契丹臣僚用國服。”
第三，在儀仗方面，遼朝也有國仗，漢仗和渤海仗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