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即如元祐二年1087年文彥博在論及官員差遣除授次序時所說，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爲重路，成都府路次之，京東西、淮南又其次，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兩浙路又次之，兩廣、福建、梓、利、夔路爲遠小。
至徽宗朝，設京畿路，又在三路之上。
南渡後，不再分等，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與南宋時三路、京東路、京西北路已失，川峽四路又因戰時不可事事遙制，而置四川安撫制置使、總領所等要職，成都漕已無復昔日之重等因素有關。
以至方輿勝覽成都府條言“成都路漕置司成都，憲置司嘉定，而漕不及憲”。
至於提點刑獄路則無路分輕重遠近之別。
時提舉常平司已廢，紹聖時7年始復，其路分當同於提刑，亦無路分輕重遠近之別。
宋於一路置帥司與漕、憲、倉等監司，因此一路軍政主官應不少於4員。
實際情況是，北宋時，諸司除帥臣由一路首州知州兼任爲1人外，其它如漕司則往往是兩員並置，三路甚至多達3至4員。
提刑司則多是文武兩員，而倉司亦置1至2員。
因此，實際上，北宋路一級軍政主官常多達5至7員，而南宋時，則要少些。
轉運司，“紹熙3年以來，使副、運判不雙除”，一路始置1員。
提舉司，不少路分由提刑司官員兼領。
因此，一般只有3至4員。
漕、憲、倉三司，作爲路級監司，負有“分部按舉”之責，須互分州縣，遍巡所部。
轉運、提刑司按部兩年1周，提舉司按部則1年1遍。
因此，景祐元年1034年五月與皇祐三年1051年十一月，兩次申命，“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廨宇同在1州，非所以分部按舉也，宜處別州，仍條巡察之令以付之”。提舉司後置，亦用此意。
從實際設置看，多數路分的倉司與漕、憲兩司同州，但亦有不少另置於他州。
如河北西路提舉司置於定州，兩浙路初設時置於蘇州，江南東路則始終置於池州。
甚至一些路分轉運使副兩司亦不在同1州。
如京東漕，景德時7年分治於廣濟軍與青州;梓州路兩轉運司也曾一度分治於梓、遂兩州。
路級諸司不在同1州內，除了出於“分割事權”這樣1種考慮外，應與便於巡按、行政有關。
宋朝一路監司爲就近便，“歲以所部州縣，量地遠近互分定，歲終巡遍”。
如江南東路，漕司置於建康府，憲司置於饒州，倉司置於池州，理宗時，救恤災傷放稅，真德秀即建議，將江南東路的州縣分成若干小區，“建康府、太平州、廣德軍常當責之安撫轉運司，寧國府、池徽州當責之提舉司，饒信州、南康軍當責之提刑司”。
由於一路的軍政機構分散在數州，因此，有重大議案，就須諸司至1地會議。
如河東路提刑司在太原，哲宗時，畢仲遊在與友人的書信中說:“比緣歲事，出至旁近郡，欲歸而得漕臺公移，會議役法，因徑到上黨，論有不決者，少爲淹留。及歸太原，始得所賜教翰。”
因此，宋代的路級政區與政府實際上是複式合議制的高層政區與政權機構。
所以宋朝是以轉運司爲主體的地方行政體制。
因爲宋代路級諸司之中，以一路首州知州兼任的帥司地位最爲尊崇。
轉運司次之，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又次之。
宋朝官職有職、官、差遣之別。
由於差遣爲治內外之事的實職，故時人“以差遣要劇爲貴途”。
至於唐代以來的職事官，宋時已蛻變爲寄祿官、階官，僅“以寓祿秩、敘位著”，故不爲時人所重。因此，衡量路級諸司的地位，當以差遣高低爲別。
宋朝差遣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大抵已有條貫。
仁宗嘉祐時3年，司馬光所上十二等分職任差遣札子，基本上反映了當時實際運作的情況。
他是這樣劃分的:“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
“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爲十二等。若上等有闕，則於次等之中擇才以補之。”
十二等差遣又可分爲兩個層次。
其中，知州軍以下爲常調差遣，而提點刑獄以上則爲出常調差遣。
因此，轉運使資序要比提點刑獄高。至於後出的提舉常平則在提點刑獄之下，約與知州相當。
但是，北宋一路首州知州則不然，多由朝廷侍從乃至退位宰執等重臣充任。
對於帥臣的資序，範祖禹說得很清楚，他說:“將帥之選，多出於監司。”
“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其資望最深、績效尤著者，乃擢任陝西、河東、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召爲三司副使。”
“其未可輟者，或與理副使資序，自副使出爲都轉運使。夫自初爲監司至三路及三司副使者，其人年勞已深，資歷已多，緣邊山川、道路、甲兵、錢穀，皆所諳知，故帥臣有闕，可備任使。”
正因爲如此，故宋人常目帥臣爲藩鎮，必須加以防範。
熙、豐5年改革之初，知青州歐陽修自作主張地中止了京東東路青苗錢的發放，被王安石斥之爲“殊不識藩鎮體”，便是1個極好的例證。
此後元豐至紹興，數次頒詔，規定提舉官的資任依轉運判官。
而宋制運判位在通判之上，與知州敘官位，故言。
卑臨尊、以小制大的精神。大臣“出臨外藩，即轉運使所部”。其合申轉運使公事，“亦書姓名於監司之前”。
轉運使名位雖卑，但得按視其府庫，“劾宰執侍從之臣”。
故宋人常津津樂道其制度之得體，認爲漢州牧之制、唐節度兼觀察之制，皆不及本朝防微杜漸之嚴。
因此，建炎之初1027年，李綱請置帥府、要郡，被認爲是複方鎮之制。
以此之故，議者始終不同意“如方鎮割隸州郡”，不同意授予節制之權，不同意削減上供財谷。而是以“兵事皆屬都統，民政皆屬諸司，安撫使特虛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