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這一地區的大鎮，人口都在萬戶以上，例如南潯鎮、烏青鎮、盛澤鎮、羅店鎮、雙林鎮、濮院鎮等。
要知道當時這些市鎮，實際上已經具備縣城乃至府城的規模，正如康熙烏青卷一疆域、乾隆烏青鎮志卷二形勢所說:“名爲鎮而實具郡邑城郭之勢”。
而一些中小型市鎮也有數千戶人家，而且商賈輻輳，富庶繁華，迥然區別於鄉村，成爲新興的小城市，這是特色的城市化模式。
像是美國學者繞濟凡gilbertrozn和趙岡的揭示了這點:英國及日本的城市人口集中於大中型城市，在英國占城市人口的74，在日本占城市人口的71。中國則不然，不足一半的人口是在大中型城市中，其餘都散居於小城市及市鎮中。
中國的7100個小型城市，大部分是市鎮。
此外就是江南市鎮的外部變革了，主要包括地權的分散化趨勢，田面權與田底權的分離。
的確，隨着江南市鎮的早期工業化，在江南市鎮的四鄉，已經出現了土地所有權的分散化趨勢。
這種現象在道光、咸豐以後變得更加明朗化。
如曹幸穗的論文論舊中國蘇南土地佔有關係的演變及其推動力，就非常詳細的論述了這一點。
在文中，他指出，隨着近代化的步伐，新興工商業城鎮的發展，使得“鄉居地主”向“城居地主”轉化，離鄉地主攜帶着從土地上積累起來的財富進入城鎮，把土地資本轉化爲工商業資本。
同時與工商業利潤比較的話，出租土地所得的地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因此最富有者對購買土地已不感興趣，地權的分散化趨勢就成爲的必然。
由於土地關係變化比較緩慢，我們不妨透過民國時代及稍後的調查資料，來看清代至少是晚清時期江南市鎮四鄉的這種變革。
據年代初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對無錫農家土地佔有狀況的調查，地主所有的土地，在耕地總面積中只佔有47，，平均每戶佔地不過54畝，與其他農戶相比，不佔很大優勢。
據1923年南京東南大學的調查，上海周邊地區農村的地權更加分散化。
上海洋涇、陸行、漕河涇、蒲淞、法華，川沙九團，嘉定第七區、第十四區，寶山城區，佔地50畝以上的農戶爲零，青浦章練塘、寶山江灣佔地50畝以上的農戶爲1。
上海閔行，青浦金澤、七寶，寶山真如、劉行佔地50畝以上的農戶爲2，;大多數農戶佔地都在30畝以下。
1991年本人與日本學者濱島敦俊、潼山岡曾在嘉定縣調查，所得土地改革檔案資料見，1950年土地改革以前，清末民初的嘉定縣土地所有權分散化狀況十分明顯。地主所有土地佔全部耕地的21，人均佔有20畝，富農所有土地佔全部耕地的80，人均佔有55畝;中農所有土地佔全部耕地的38，人均佔有26畝。
而貧農所有土地佔全部耕地的21，人均佔有10畝。
中農和貧農所有土地佔全部耕地的60，很顯然，這是一個自耕農佔優勢，而地主不佔優勢的地區。
如果具體到一個鎮的話嘉定縣婁塘鎮，這種情況更加明顯。
地主所有的土地僅僅佔全部耕地的14，合計1163123畝，其中自耕863252畝，出租299877畝，絕大多數土地是自耕，只有少數出租，可見這是一些小地主，從他們所有土地只佔14，來看，地主經濟在那裏處於弱勢地位。
這些數據給予人們一個強烈的印象:土地所有權高度分散化，自耕農經濟佔有絕對優勢，決非一朝一夕形成的。
包括松江縣的情況也是如此，在1950年土地改革前對松江縣新農鄉的調查顯示，各階層所有的土地佔全部耕地的比率分別是:地主，，富農，，中農，，貧農，。
富農、中農、貧農所有的土地佔全部耕地的72，，大大超過地主的27，自耕農經濟佔明顯優勢。
而且該鄉地主所有土地的將近一半是自耕田，還有19的土地是佃人田，可見是規模不大的小地主。
195個地主，平均每戶出租土地37畝，這些地主中，54戶在上海市，49戶在松江縣城，62戶在泗涇鎮，都屬於“城居地主”。
1950年對南匯、川沙、上海三縣各階層土地佔有狀況的調查表明，地主所有土地的比率，比嘉定、松江地區更低:南匯13，，川沙14，，上海18。
這三個縣地主所有土地的比率都不超過20，大大低於中農所有土地的比率，而且也低於貧農所有土地的比率。
這三個縣地主所有土地的絕對數也很低，每戶平均低於50畝，分別是:南匯地主戶均3215畝，川沙地主戶均4463畝，上海地主戶均3225畝。
這種令人驚訝的事實，恐怕是大大出於一般人的意料的。
因爲長期以來我們已經接受了一個權威的論斷:“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階級手中，廣大農民，只有少量土地或沒有土地”。
然而，由於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情況是複雜的，不可一概而論。
在工商業高度發達的蘇南地區，就不是如此。
但年代初，一些學者鑑於蘇南的特殊性，提出“蘇南無封建”的看法，結果遭到嚴厲的批判。
其實作爲一個學術問題，“蘇南無封建”是可以探討的，不必一棍子打死。
如果把這種現象與江南市鎮的早期工業化聯繫起來，並且進一步把它與上海等大城市的近代化聯繫起來，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基於同樣的背景，隨着地權的分散化趨勢，江南市鎮四鄉普遍出現田面權與田底權分離的現象，也就是說，在同一塊土地上，形成兩個所有權田面權與田底權，以及兩個所有權人田面業主與田底業主。
這種現象被當時人稱爲“一田二主”。
最爲典型的史料就是光緒周莊鎮志卷四風俗中的一段話:
“俗有田底、田面之稱，田面者佃農之所有，田主只有田底而已。蓋與佃農各有其半，故田主雖易，而佃農不易;佃農或易，而田主亦不易。有時購田建公署，架民屋，而田價必田主與佃農兩議而瓜分之，至少亦十分之四也。”
周莊鎮志的編者陶煦先生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他敏銳而精確地把田面權與田底權分離後形成的“一田二主”的本質揭示出來，實屬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