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說呢，如對兩宋諸色伎藝人、金元行院與路岐和元明戲文子弟在表演、劇目等方面的創造爲戲曲發展作出的貢獻均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需要說明，尤其是在論及明代傳奇優伶時認爲明代諸腔劇伶在競演中爲了取勝，紛紛在劇目、音樂和舞臺表演等方面進行大膽的革新和創造，昆、弋諸腔互相吸收彼此長處，極大地推動了傳奇戲曲的發展和提高。
包括相關論文亦有兩篇，像是張大新的《金政權南遷與北雜劇的成熟》一文，文中作者認爲北曲雜劇是在金政權南遷汴梁後逐漸趨向成熟的，貞祐年間金政權南遷汴京，使委頓百年的戲劇之都再度煥發生機。
而在動盪歲月中淪落社會底層的文人才士與樂工優伶的密切合作使得北曲雜劇迅速進入成熟階段。
另有季國平的《元大都的戲劇文化》一文，亦談到元大都優伶的活動對其成爲元雜劇中心的重要影響力。
關於優伶作爲文化現象本身對戲曲特性形成的影響，有周飛《試論中國戲曲虛擬性的成因》一文，其將戲曲舞臺形成虛擬性特徵的原因部分地歸於民間戲班的活動方式。
作者從三個方面論證了這一點，首先民間班社四處流動，依靠走江湖而賣藝餬口，這要求戲班必須輕裝上路，過多的佈景和道具會造成累贅。
其次的話，那就是中國古代優伶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低下決定了他們沒有足夠的財力購置大量的佈景和道具，而一旦沒有經濟的後顧之憂，藝人將極盡佈置舞臺佈景、砌末之能事，以獲得觀賞者的青睞。
其中最顯著的例子便是明清宮廷戲曲砌末的不勝枚舉、以奇制勝。
再次，民間戲班最直接的演出目的就是贏利，他們需要在任何場所都能儘快進入演出狀態，如宋元路歧在街頭“撂地作場”，不允許他們有更充分的時間和足夠的條件搭建複雜的佈景。
由此，優伶的活動對戲曲的進程還是起到了一定的影響作用，而各種題材文學作品中對他們行狀的記述亦不在少數，學者們對這一問題亦有所研究。
其中代表性的著作便是臺灣學者康來新1980年發表的《從滑稽到梨香院——伶人文學析論》，其中《文獻史料中的伶人》、《盛唐與晚明的伶人文學》與《戲曲文學裏的伶人生涯》等章節從各個角度對伶人文學（文學作品中的伶人）進行了析論。
特別是對《紅樓夢》中優伶形象的研究一直十分鬧熱。
康來新書的末二章《關於梨園的寫作路徑——紅樓-戲曲-伶人》及《紅樓夢裏的伶人羣像》均圍繞此展開論述，描繪了梨香院的女伶世界、王府戲班的琪官、客串的柳湘蓮，論述了其優人優事的文學運用以及“如戲”、“如夢”的主題表達。
俞大綱《戲劇縱橫談》中《發掘紅樓夢中的戲劇史料》一文分“從賈元春點戲說起”、“曹雪芹筆底的優人和優事”（列舉齡官、芳官爲例）、“賈家在哪一種情況下演戲”、“由演出劇目談康乾時代的戲劇動態”幾個方面分別進行了論述。
像是秦宇霞碩士畢業論文《<紅樓夢>優伶形象研究》對曹雪芹構建的由家樂、職業優伶、串客組成的完整的優伶世界進行了細密的分析，探討了《紅樓夢》對優伶肯定而同情的態度及其形成的原因。
餘者還有如朱虹《齡官、芳官與<紅樓夢>女戲子形象淺議》、鄧桃莉《優伶-遊俠——柳湘蓮身份人格的文化解讀》、徐舵《紅樓夢墜散伶窗——從<紅樓夢>中研讀封建時代的伶人命運》、秦宇霞《論曹雪芹的優伶觀》等文，亦從不同角度對論及這一問題。
除《紅樓夢》外，對其他文學作品中優伶形象的研究亦有不少，如黃勇生《男性情愛的想象與期待——論<品花寶鑑>》一文認爲《品花寶鑑》表面上是一部描寫男同性戀的小說。
但事實上，小說中的男性優伶均是女性的化身，寄託着士人才子對理想女性與完美愛情的設計與嚮往，是一部事實上的男權小說。
因此秦曉偉的《優伶心態史的再現——解讀<夢斷關河>中的優伶羣像》一文對當代作家凌力在《夢斷關河》中塑造的一批優伶形象進行探析，認爲作家通過對於優伶這一弱勢羣體心態史與夢想史的書寫，展現了下層優伶同統治階層之間對立而又依附的複雜關係，揭示了優伶主體性匱乏的生存狀態。
以上分類已基本涵括了優伶研究的幾大方面，在此之外還有一些文章對個體優伶之生平行狀進行梳理研究，如吳國欽《中國戲曲史漫話》中《嘲弄“三教”的名演員李可及》和《明末藝人馬伶“深入生活”》兩小節、陳遼《平話奇才柳敬亭》一文等等。
對戲曲的研究，似乎本已屬小道，經由王國維等先輩學者的以治經之法治曲的努力，方纔漸受世人青眼。
而這也帶來了一定的問題，戲曲研究中重“案頭”而輕“場上”的現象長期存在，而本文所綜述的中心——優伶研究也一直處於邊緣狀態，研究成果相對來說並不是很多。
以上已分幾個部分對以近三十年來爲主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綜述，分類或有不當之處，所收亦未必皆全，尤其是西方及日本漢學界對戲曲優伶的研究，當遠不止文中所提到的這些，只是限於學養，暫時只能到此。
同時對中國古代（尤其是元明清三代）優伶生存狀況、組織形式進行研究，一方面可以實現對優伶這一特定社會羣體達成同情的理解，使對古代戲曲的研究做到不隔。
一方面也可以發揮“鑑古而知今”的功效，通過對古代戲班組織方式的探究反觀中國當下各大國營劇團以及民間草根戲班的生存狀態，爲其謀求發展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