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汝珍是直隸大興(今北京市大興縣)人，曾任河南縣丞，終身不達。
他學問淵博，精通音韻，旁及雜藝，著有《李氏音鑑》，而《鏡花緣》的話是他晚年的作品，原擬寫二百回，結果只完成一百回。
作品寫唐女皇武則天令百花寒天齊放；衆花神不敢違旨，開花後遭到天譴，被謫爲一百個女子。
而花神領袖百花仙則託生爲唐敖女小山，唐敖科舉落第，心情沉鬱，隨妻弟林之洋泛海出遊，經舵工多九公嚮導，歷觀海外諸國異人異事後入小蓬萊求仙不返。
小山思親心切，出海尋父，卻意外地在小蓬萊泣紅亭內錄得一卷“天書”。
回國後恰逢女試，錄取百女，實則令被謫花神在人間重聚。
衆女及第後，拜謁宗師，連日飲宴、賦詩、遊戲，盡歡而散，小山也重入仙山。
最後中宗復辟，尊則天爲“大聖皇帝”，而則天又下新詔，宣佈明年重開女試。
同時隨着雍正七年“大開洋禁，西南洋諸國鹹來互市”之後(王之春《柔遠記》，卷四)，人們的眼界開始擴大，日益要求打破閉塞局面。
所以這種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李汝珍，使他能根據《山海經》以及漢晉宋元以來筆記雜著的記載，馳騁想象，在《鏡花緣》八至四十回中安排了許多海外奇國，着力描繪了這些國家的奇聞異見。
一則以寄寓自己的社會理想，一則以譏彈當代的黑暗現象。
這些類似《聊齋志異》中“羅剎海市”的國度，各有自己獨特的風習。
君子國好讓不爭，寧可損己，不能損人。大人國民風淳厚，待人寬大，都以假想的形式集中體現了作者“昇平世界”的政治理想。
而兩面國則嫌貧愛富，欺詐成風，一張張親切的笑臉迎人而來，藏在浩然巾後的本相卻猙獰可怕。
這正是封建社會虛僞、狡猾的寫照，像是齒國人聰慧好學，兩個女孩兒大談音韻，竟然使多九公汗流浹背，可見自幼教育女子的重要。
然而白民國卻有學究，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讀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
而淑國假裝斯文，酒保竟用“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萊要一碟乎?兩碟乎?”去詢問顧客。
把醋當酒的老儒，咬文嚼字，一段日常對話竟連用了五十四個“之”字。
這正是作者對儒林中的不學無術，酸腐不堪的學究進行尖刻的諷刺。
他反對八股文，主張分科考試，量材錄用，使有一技之長者各得其所。
這種要求顯然適應了社會分工日漸細密的發展趨向。
此外作者還寫了無腸國的刻薄醃躦，爲富不仁，用糞便養活奴婢；毛民國的生性鄙吝，一毛不拔；結胸國的好喫懶做，翼民國的酷好奉承，豕喙國的善於撒謊。
《鏡花緣》竭力對一切社會問題發表意見，自‘嫁娶、葬殯、飲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的“失之過侈”，風鑑、卜筮、講屬相、擇風水等等迷信風俗的不近人情，都一一予以評論，提出了改革辦法。
但是羅列現象多，深入揭發少，更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本質，而封建士大夫的氣息很重：反八股而不反科舉，反對風水迷信卻以孝道爲本；他的烏托邦思想仍然跳不出儒家範疇。
而一切理想的海外樂土上依然有皇帝宰輔，它們的社會結構也依然是封建制。
要求提高婦女地位是《鏡花緣》十分突出的主題思想。
這和當時資本主義因素的進一步發展，以及追求個***的社會啓蒙思想的擡頭是有關係的。
作者在四十八回《泣紅亭記》裏說：“蓋主人自言窮探野史，嘗有所見，惜湮沒無聞，而哀羣芳之不傳，因筆志之。”這多少流露出作者爲婦女揚眉吐氣的創作動機。
所以小說一開始就寫“女魁星北斗垂景象”，“百花獲譴降紅塵”的神話，藉以說明“今日靈秀”乃在女子的緣故。
他要求女子自幼有讀書機會，長大了和男子同樣參加考試，反對男子壟斷文化，因而筆下的一百才女，有的文采驚人，有的深通醫理，有的精通數學，有的有膽識，有的有俠腸，一句話，都是些巾幗奇才。
他尤其反對纏足，穿耳這些戕害人身的惡習；反對卜婚、娶妾這些強加給婦女的不平待遇。
甚至連封建史家，文人一概否定的女皇武則天，對她提高婦女地位的德政也予讚揚。
這種同情婦女，尊重女權的思想，集中體現在“女兒國”的描寫中。
這裏，“男子反穿衣裙作爲婦人以治內事，女子反穿靴帽以治外事”。
而封建社會中女子身受的一切摧殘都轉嫁到男人頭上。
林之洋入宮纏足的描寫，實際是讓男人設身處地去體驗女子的苦楚。
這種朦朧的民主主義思想，和《紅樓夢》有相通之處。
但《鏡花緣》中的女性已經不再是愛情故事中的主角，而是社會活動的參與者了。在古典小說中，這是破天荒的。
然而作者畢竟生活在封建時代，他的觀點依然有很多封建色彩。婦女當權，他依然不能接受，武則天和女兒國王，他都不是當正面人物來寫的。
武則天當政是“心月狐”“錯亂陰陽”；徐敬業叛亂失敗，作者卻深表同情。
那些及第的才女也都不曾干預政治，只是陪伴皇帝的雅客罷了。
父母包辦婚姻，男女授受不親，這些封建習俗，作者並未反對。
由此可見作者的反封建是不徹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