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的軍隊肯定是駐紮在馮翊郡，用來防備幷州的曹魏軍，這個是無法改變的。
鄧艾的軍隊繼續駐紮在潼關，以應對曹魏的洛陽和河東郡方面的強敵，這個也是不會改變的。但是改變的是，劉禪爲了慎重起見，還是從陸遜的軍隊裏面抽調出了四千人過去支援鄧艾。
鄧艾的人馬原本過去潼關的時候就有八千人之衆，經過數月與曹真大軍的鏖戰，損失了足有三四千人之多。但是他們憑藉着極其險要的城防，最終還是將曹真的人馬逼退。所以，劉禪的這次派兵增援，無非就是給鄧艾補充原本損失的人馬而已。
然後，進入三輔地區的高時黎、治元多、伊健達和李勝元等人的騎兵隊，顯然不太適合繼續停留在那裏了。畢竟，長安三輔曾經是漢人的政治權力中心地帶，若是駐紮有太多羌胡人的部隊的話，民心上面顯然很難接受。
何況，現在雍涼境內各方的勢力來看，羌胡人其實不會比漢人弱小。長安三輔地區若是駐紮了那麼多的羌胡騎兵，也會讓漢人產生恐懼。
而且，高時黎和治元多方面關係一直都不是很好，雙方之間若是沒有劉禪給壓制着，到時候就可能爆發不可預估的衝突，危害的也就只有本來還沒有完全歸心的三輔百姓。
所以，一切爲了安撫民意，劉禪隨即向所有羌胡的部隊發出了徵調令：着令高時黎的人馬詳細，走蒲坂的鐵索橋，進入馮翊郡，加入魏延的麾下聽用。
應該說，劉禪的這個徵調令從某種程度上面講，是有現實的必要性的。魏延的麾下一直沒有配備騎兵隊，所以在跟曹魏軍作戰的時候，就會處於很不利的境地。如今給他們配備高時黎的軍隊，倒是很符合時宜。
而且，此時高時黎還在臨晉養傷，他的部隊過去那邊正好很合適。
李勝元的部隊則是進入襄陽郡，到關興的麾下聽用。
治元多和伊健達等人的部隊，則是進入涼州，到馬岱的麾下聽用。
這樣一來，羌胡人的三支重要力量，就被劉禪各自打發出去，團體力量也被削弱的很多，應該不會再起什麼風浪了。
劉禪這樣做只是完全出於一種現實需要的考慮，畢竟如同劉禪的觀念之中一再強調的那樣，軍隊是一種可怕的暴力工具，可以用來對付外敵，但是也同樣可以用來對付自己。他們可以對外敵殘忍，但是更加容易對自己的國民殘忍。
所以，軍隊可能對國家造成的危害，一定要做好最爲完備的預防。否則的話，到時候一旦出事，後果絕對是災難性的，沒有人可以輕易阻止得了。政治嫁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們手裏掌握有可以隨意使用的軍事力量
然後，劉禪隨即向丞相府下書，提議勝任一直在襄陽郡幫助關興參贊軍務的侍中趙儼，出任在魏延出任了馮翊郡太守後，職位出現空缺的漢中太守之職。
丞相府經過商議後，在一個月之後同意了劉禪對趙儼的任命。
同時，劉禪也向大司馬府衙下書。
大司馬府衙，其實跟丞相府是合併在一起辦公的，二者現在幾乎沒有太大的區別。
劉禪這次則是準備讓大司馬董和，將大司馬府衙和丞相府區分開去，自己獨立去開府，所需要的司職人員，由丞相府和尚書檯兵曹尚書一起商議決定。
諸葛亮雖然忠心耿耿，但是他也不可能永遠不死，權力就是權力，人就是人，制度就是制度，制度的確立永遠比人要重要，絕對不能夠因爲一個人的傑出，就可以賦予超乎常規的權力。這種思想國人一定感覺是很平常的事情，因爲大家經常幹這事，但是其後果往往是災難性的，在這方面喫虧還少嗎
制度比人重要，權力必須得到制衡，這樣的政治性原則，劉禪覺得有必要開始確立起來了。
不過，對於這樣的安排，丞相府可能會感覺很難接受吧。劉禪還是會給予理解的，所以，大司馬府獨立出去之後，董和的府衙不再留在成都。
劉禪給董和選定了兩個預訂的地方。
第一個是長安，那裏是曾經的大漢國都，政治上面意義非常深遠。而且，大司馬府遷過去那邊，也有一定的象徵性意義。標誌着大漢國的統治，終於回到了原來的正統地位，讓蜀漢政權的聲勢可以得到提高。
而且，長安距離成都也不是特別遠，在處理事務上面跟成都的交流比較容易。這確實是個不小的優勢。
劉禪選定的第二個駐地，便是江陵城了。
應該說，江陵城在如今蜀漢境內具有非常優越的地理位置。
它的北面是襄陽郡和襄水可以保護它，西面就是關中地區，南面則是益州，東面則是揚州，可以說說是處於蜀漢的中心位置，可以溝通四方的最佳地點。
所以，一旦大司馬府遷入江陵城，可以對蜀漢各個地方的軍務進行溝通。特別是江陵城也靠近各處前線，而且還是處於各處前線的中央位置，能夠比較好地得到各前線的信息。
而且，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江陵城的話，大司馬府還可以究竟瞭解到水軍的全部信息。畢竟，現在蜀漢軍和曹魏軍征戰的主戰兵力，大多都是陸戰部隊。但是劉禪覺得，水軍將來一定要發揮出更加重大的作用纔可以。
而大司馬府乃至於蜀漢的高層們，對於水軍顯然是缺乏瞭解的。作爲蜀漢的最高軍事機構，大司馬府有必要對水軍方面進行更加深入的瞭解纔行。
而且，全琮如今正在全力發展水軍，更加需要跟大司馬府進行更加流暢的溝通，以得到大司馬府的各種支持。
劉禪的書信下達之後，果然引起了丞相府的反彈。諸葛亮隨即向劉禪上書，如今蜀漢的國力還不夠強大，官府的國庫的財物也在近年來的歷次大戰之中急劇消耗。現在正是節縮財政開支，以修養民生的時候，若是再增加大司馬府這樣的機構編制的話，實在是沒有太多的必要。
劉禪是在回去成都的路上得到諸葛亮的這份抗辯書的。
對於蜀漢財政方面的事務，一直都是劉禪密切關注的對象，所以他非常清楚情況。但是其實大司馬府衙的編輯，也不會非常多，頂多就是增加上百個人員編制而已。
劉禪顯然不同意諸葛亮以財政緊張作爲藉口，隨即回信告訴諸葛亮，國家現在的財政其實是可以支撐起多出來的這個大司馬府的人員編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