壺關抗日高小在平順
根據上級黨委的指示，爲給抗日根據地培養區、村幹部和小學教師，縣委決定在平順境內的南消溝成立壺關縣抗日高級小學校並決定讓師丕珍、宋世洪(女)兩人主辦教務，爲貫徹黨的統戰政策，抗日高小校長由西崇賢村士紳平子衡兼任，鑑於當時形勢，新成立的學校還得不斷遷徒和轉移。
平子衡，又名平秉鈞，西崇賢村人，壺關縣著名紳士，1916年在縣求學，後考入山西省立師範學校，中途轉學山西省商業專科學校。期間經賈榮科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畢業後返鄉，曾在壺關縣第四高小、國民師範任教。1929年任國民革命軍104旅准尉軍需，1932年出任由靳瑞萱創辦的川至醫專醫學主任，1936年回家創辦私立純山小學校並出任校長，1940年3月被選爲晉冀魯豫邊區參議員。
平子衡接受了抗日高小校長後，由於教材的缺陷，建議組織必須儘快調一部分教材來才能使學員們提高學習進度。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利用日籍教師不斷向學生灌輸奴化教育政策，磨滅他們的反抗意識，培植盡忠於“天皇陛下”的武士道精神，欲使之成爲日本殖民主義者可以隨意驅使的“忠良”奴才。侵略者在東北、華北等廣大淪陷區實行愚民政策，以培養服從其殖民統治的順民，進而鞏固其在淪陷區的殖民統治。日本人認爲中國人從事反日行動源於反日教育，而反日教育的直接表現就是教科書，特別是文科教科書。因爲國文、歷史、政治、地理等文科類教科書對廣大青年學生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形成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侵略者對教科書的修訂問題極爲重視。他們修訂教科書其根本目的在於“泯滅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培養服從於日本侵略、殖民統治的順民和爲其掠奪我國資源服務的勞動力，用效忠於至高無上的日本天皇爲核心價值觀念的軍國主義文化取代中華文化，使中國永遠淪爲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
日寇侵略縣城後，下令關閉淪陷區所有學校，廢止原先使用的一切教科書，大量銷燬“有關三民主義、黨義及其他與新國家建國精神相反之教科書或教材”,破壞原有的教學秩序,刪減教學內容，暫時以《四書》填補課時,“以崇禮教”。與此同時,日本侵略者開始大規模刪減原國民政府的教科書，關於孫中山先生革命及建國的記述，完全刪除。網把東北四省劃出中國版圖以外，在地圖上注稱“滿洲”,刪除關於過去中日重要事件 “甲午戰爭”、“九一八”等記載。日本侵略者在廣大淪陷區設立“臨時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對國文歷史、社會教育等各校所用教科書加以審覈，刪除其中涉及抗日、愛國方面的內容。所有教科書中含有“中華民國”“武昌起義”“孫中山”“國民黨”以及“蘇聯”“戰歌”等字眼的文章被刪除殆盡。所有的課本中，魯迅的、茅盾的，甚至冰心的文章都被刪除。不能讓青少年知道魯迅等進步作家的文章，只剩下漢奸的文章，比如大漢奸汪精衛臭名昭著的‘優勝劣敗’論，大肆宣揚所謂“弱肉強食和法西斯主義“優等民族’統治世界的漢奸論調。
在審查刪減不合格教科書的同時，日本侵略者開始編纂適應其殖民統治路線要求的教科書，尤其是在“新學制”頒佈施行之後，侵略者編纂的教科書在廣大論陷區中小學校廣泛投入使用，嚴重毒害了青少年的身心。
在這嚴峻的形勢面前，日寇不但在政治上強化掠奪，在文化教育上也是步步緊跟，對進步教材等書籍嚴查控制，使進步教材不能夠順利運到根據地和游擊區抗日軍民手裏。就在前一個階段，在新華書店張全忠的努力下，通過各種關係和各個關口運來了一批抗日政府編制的教材，補充在根據地學校和游擊區抗日軍民手中。現在要開設專業的抗日高級小學校，來培養區、村幹部和抗日積極分子，教材已成爲當前的首要任務。
一九三九年，中國共產黨在沙河縣創立太行區抗日根據地，爲冀西專區所轄。沙河地處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四省接壤地帶，是承東啓西、溝通南北的重要通道和支點，位於太行山東麓，西與壺關、平順毗鄰。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設置晉冀魯豫邊區，設太行區，沙河屬太行六專區。
“七七事變”後，江平跟蘇召兄隨三科紡織廠的同志們轉移到沁縣楊寨村，一年後又轉移到河北沙河縣，在那裏成立了婦救會，江平跟蘇召兄和同志們一塊學文化、學政治、學軍事，一塊動員婦女參加生產勞動，爲八路軍做軍鞋，1939年，她們參加了沙河縣獨立營，在晉冀豫邊區的三岔口一帶活動。1940年江平被組織調回壺關參加婦女工作。這次組織派她去，一是她對沙河縣那一帶熟悉，還能找到蘇召兄游擊隊幫忙，二是她的未婚夫師丕珍也是抗日高小的主要領導。
他們從根據地一路往東出發，路上他們說說笑笑，很是輕鬆，大有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特別是李心良，他跟江平都在三區一帶根據地工作，各自簡述着他們在那裏工作的經歷，聽完江平滔滔不絕地講述她們女子小分隊在三區的活動後，李心良也講述了自己的一些經歷：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新城小煤礦正式投產出煤，領導調我到壺關縣公安局二股工作，到職後領導崔培源同志把我分到三區檢查和督導公安保衛工作的進展情況。區領導又明確我長期住杜家巖村（因爲我熟悉那一帶情況），該村是個邊沿地區,情況比較複雜，我們就紮根在那裏串聯，發動和依靠羣衆,進行減祖減息鬥爭，領導羣衆搞大生產，組織民兵武裝開展對頑固派的鬥爭，在我八路軍的有力支持下，堅決打擊膽敢進犯我抗日根據地的一切破壞活動及各種挑釁搗亂。
那時我們工作人員和人民羣衆的關係是魚水關係，幹部喫住在羣衆家裏，同勞動、同積肥、同修路搞運輸，就是離挑人背，開山造林也和羣衆在一起幹，幹羣關係十分密切。記的有一次，正值入秋的時候，地裏的玉米已經能吃了，滿地的穀子正在攻籽時期，有一天早晨有人彙報說：國民黨二十七軍一個營的部隊，路過杜家巖村，在大休息，他們隨便把軍馬拉到莊稼地裏放牧，讓軍馬亂啃秋莊稼，羣衆見後怒不可言，紛紛向我們說此事，我聽後很着急，有幾個羣衆說：我們要和他們鬥，就看小李敢不敢，這一下，急起了我的性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和他們鬥爭到底，和他們講理去。我便組織起一些羣衆，當時有老有少，有大有小，婦女老太太一共四、五十人，涌進了他們的營部休息地，向他們評理，結果逼使他們不得不把放出的軍馬又拉了回去。羣衆對此非常佩服。有一次村農會**郭法則，在座談會上代表農民說到這件事時，參加會的同志都異口同聲地說:要不是有咱共產黨八路軍在這裏，要不是有工作幹部的據理力爭，誰會爲咱們農民出這口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