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天文學 > 寒門皇帝 >第一百一十三章 抗倭大任5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如果你連對手都不瞭解,那麼你是根本不可能戰勝對手的。

    不管在中國還是日本,只有武士或浪人才裝備武士刀,其實誰能帶,誰不能帶,也沒有專門的認證機構來管,真正的原因在於這種管制刀具是很貴的。

    武士刀的製作十分複雜,要使用很多種不同的鐵和鋼料,然後用火爐加熱,同時由工匠大力捶打,可謂是千錘百煉,耗時長,純系手工製造,絕無批量生產。

    但擁有武士刀,你就算買得起,也不一定養得起。由於該刀採用鐵鋼合金製造,容易生鏽,所以必須得好好伺候着,隔三差五就要去找人磨刀,使用特製磨刀石,費用很高,每天都要用油擦刀,據說還一定要用植物,比上機油還麻煩。

    說實在的,如果是現在,在東南沿海如果有幾支100人左右,裝備輕武器,有一定反裝甲能力、有戰鬥經驗的武裝力量登陸。國家不動員軍隊去進行圍剿,只靠各地的警察和武警進行對抗的話。肯定是一個縣城一個縣城的被虐。

    明朝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現在主要的兵力重心是放在北方,訓練重點應該是大規模的騎兵對抗,這樣去和蒙古大兵團作戰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沒有專門的武裝力量去對抗倭寇這種形式的武裝。

    並不能說倭寇多強,而是當時東南沿海多山的地形,正好適合日本浪人小規模部隊的戰鬥,加上開始明朝又沒有合適的應對,加上中央一直沒有重視倭患,導致倭寇長期在東南沿海佔據優勢地位。等到明朝方面真正動員起來以後,就沒有任何優勢了

    如今就是這種情況,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爲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亂世日本太難混了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爲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喫穿用靠幕府養着,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徵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爲六十八國,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着。

    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衆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衆數百,爲了達到權力的頂峯,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

    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筑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拼。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裏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伙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爲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爲倭寇,大爲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爲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伕、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衆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爲日本的將軍、大名爲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爲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臺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

    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羣又一羣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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