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擔任總統期間，尼克松在白宮的那段歲月也爲研究人員探究助人爲樂的心理提供了極大的幫助。他在越南問題上的立場引發了好幾場當時最大的和平示威活動。1971年4月，20多萬人聚集到華盛頓舉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媒體關注的是這次抗議活動可能會對國際政治造成什麼影響，但新澤西羅格斯大學的心理學家彼得·蘇菲爾德和他的同事們卻覺得這是一次絕佳的機會，他們可以藉此對相似心理和助人爲樂之間的關係進行一次祕密調研。
幾個月前，研究人員已經告訴一名演員開始留長髮和蓄鬍子。在抗議開始的時候，他們給了這名演員一塊寫有“推翻尼克松”的牌子，同時就像他們在後來發表的論文中所說的那樣，確保這名演員“全身上下都是嬉皮士的裝扮”。一名女性研究人員把這名演員帶進了人羣裏。預定的時間一到，這名演員就突然坐到地上，雙手抱頭假裝身體很不舒服。接着實驗者就會走向毫不知情的真正抗議者，並開始說出早已背熟的臺詞。
最初她會問抗議者能不能幫助自己的朋友，因爲他身體很不舒服。如果抗議者樂意伸出援手，她就會接着問他們是否介意幫她把朋友扶到人羣外面。如果抗議者依然同意幫忙，她就會再問他們能不能幫忙把她朋友送到最近的急救站。抗議者如果到此時還沒有拒絕的意思，那名演員就會請抗議者送他回7英里之外的家裏。最後，演員會要求那些表示願意送他回家的抗議者幫他出乘坐公交車的錢。到了這個時候，假裝生病的演員突然就會完全康復了，他會對抗議者表示感謝，並告訴他們已經沒有必要再幫忙了。
爲了探究提供幫助和相似心理之間的關係，研究人員又在另一種不同的情境下重新做了一次這個實驗。這一次，演員拿的是一個“支持尼克松”的牌子，頭髮剪了，鬍子也剃了，而且還把嬉皮裝扮改成了相對保守的着裝（運動衫、休閒褲、休閒鞋）。唯一不變的就是事先準備好的那些臺詞——實驗者和演員提出的所有要求都跟上一次實驗時完全一樣。
兩種不同的情況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果。當演員裝扮成嬉皮士，看起來很像一名和平的抗議者時，其他抗議者看起來就是樂善好施的撒瑪利亞人，很多人都會伸出援手，很多人願意自掏腰包讓演員坐公交車回家，還有一些抗議者甚至提出自己開車送演員回去，那些沒錢也沒車的抗議者竟然表示願意陪着演員走7英里的路回家。可是，當演員把鬍子刮乾淨並不再是嬉皮士打扮時，那些好心的和平抗議者就不再那麼願意幫忙了。在兩種情況下，演員需要協助的理由是完全一樣的，但在第二種情況下他變成了“敵對”陣營的一員。
在探究相似性效應的各種實驗中，我最喜歡牛津大學的約瑟夫·福格斯所做的研究，這項研究關注的是歐洲各國駕駛員按汽車喇叭的不同方式。福格斯的想法完全符合很多怪念頭都具備的三大要素：有創意、很簡單、有點兒奇怪。他請一名男士和一名女士開着一輛大衆汽車公司生產的灰色甲殼蟲轎車在德國、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遊蕩。他們會開車穿過規模大致相同的很多城鎮，並儘量在紅燈亮時排在所有等候車輛的最前面。當信號燈變成綠色後，他們會坐在車裏一動不動，以此激怒後面的駕駛員。事實上，他們並不只是故意搗亂，而是仔細記下緊跟其後的駕駛員按喇叭的方式，包括他們等多久纔會開始按喇叭以及按喇叭時的持續時間。這麼做其實是有一定危險的。就在幾年前，有人也做過類似的實驗，有幾個排在後面的駕駛員對實驗者的行爲極度不滿，於是開始猛撞實驗者駕駛的汽車。不過，福克斯和他的同事們都活了下來，他們不僅說出了研究的結果，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了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最沒有耐心的是意大利人，平均5秒鐘後就開始按喇叭。接下來是西班牙人，大約6秒鐘後開始按喇叭。法國人會等待7秒鐘左右
，而德國人是最有耐心的，他們大約在7.5秒鐘後纔會開始按喇叭。
在這一部分的實驗中，實驗者要非常謹慎地確保後面的駕駛員不會受到實驗者國籍的影響。鑑於此，甲殼蟲上印了一個非常明顯的澳大利亞國徽。在研究人員看來，這“多少符合真正的‘外國’車的要求”，這意味着甲殼蟲的駕駛員來自一個人們普遍認同的中立國家。到了實驗的第二階段，研究人員悄悄地把澳大利亞國徽換成了德國國徽，然後重複第一階段的實驗。這一次，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法國人都很快就變得不耐煩了，意大利人僅僅等了3秒鐘就開始按喇叭，而西班牙人和法國人的怒火也在4秒鐘左右迸發了出來。然而，在德國時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在這裏，按喇叭前的等待時間延長到了8秒鐘左右。由此看來，像國徽這麼簡單的因素也會激發出人們的相似感和相異感，從而顯著影響到駕駛員開始按喇叭前的等待時間。
用貼紙呈現出來的相似性在我們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這樣的研究不止這一次。
1969年夏天，美國警方與非裔美國人民權組織“黑豹黨”之間爆發了多起流血衝突。弗朗西斯·豪伊森斯達姆當時正在加州州立大學教授心理學課程，他的很多黑人學生提到他們收到了很多交通罰單。豪伊森斯達姆注意到這些學生的汽車保險槓上都有支持黑豹黨的貼紙，他想知道這些罰單到底是警察的偏見所致還是學生違規駕車導致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