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以國際四大糧商來說，他們的業務範圍是全球性的，面臨的公關難度也是全球性的。
南美罷耕的農民需要安撫；非洲極品的政權需要收買；歐盟嚴控的農產品進口配額需要遊說……
天下烏鴉一般黑。無論在哪個國家，經商終究是不能脫開政府的，後者畢竟掌握着社會資源的分配權，在能夠決定企業命運的同時，其實也願意聽取企業的意見。
只是，企業在提出意見的時候，需要使用“巧妙”的方式與“合理”的渠道：該滿足胃口的就滿足其胃口，該遊說的就出動遊說團，該跪下的就跪下——島國人在這方面就非常強，只要你能給大訂單，跪下哀求一點問題都沒有。
而在國內，面對着嘉穀等實力派拒不合作的局面，外資集團首先做的，不是強勢打壓，而是先謀求扭轉公衆印象。
在國內聲討浪潮中，美方派出了由代表美國大豆利益的相關機構及其總裁、會長等重量級的人物組成的代表團，前來中國“拜會”。
美方代表團到達中國後，主動約見了國內的幾大主流媒體。他們準備了詳細的有關美國大豆的生產、質量及貿易的資料，表示“美國大豆農戶承諾通過提供高品質和有價格競爭力的美國大豆來保證中國用戶獲得成功。”
咋一看，最初的媒體見面會似乎更像是美國推銷其大豆的“推介會”。
但對於國內媒體而言，顯然不滿足於被動的接受對方“推介”。
更何況，對於探尋中美大豆貿易摩擦背後的真實原因、解開中方爲何高價購買美國大豆、美國農業部到底有無人爲“操縱嫌疑”等迷霧，這是一個難得的不容錯過的機會。
“近兩年來，中方一直是中美大豆貿易中的受害者，很多人說我們甚至是美方人爲因素導致的受害者。美方瞭解我們因此而產生的情緒嗎？”媒體見面會上，國內記者就不留情面地質疑問道。
對方並未感覺意外。
美豆協會會長伯尼回答說：“去年在我對中國的某次訪問中，曾就此話題與貴國土畜進出口商會進行過交流。當時我詳細向對方介紹了大豆的價格形成機制以及風險管理對衝方式，並談到如何讓用戶瞭解市場，教會用戶如何使用市場。無論是什麼樣的情緒或什麼樣的感覺，主要原因還是宣傳、教育的問題。”
他所說的宣傳和教育，就是國人經常講的投資者教育。
具體來說，就是告訴國內用戶如何參與大豆國際貿易，但是掌握與否，那就要看你們的能力了。
而很顯然，以結果來看，中方並沒有掌握相關市場運作規則。
他進一步迴應說，去年的高價格是一個典型的市場供求案例，上漲是因爲中方需求增加，後來下跌是因爲供給方面發生了驟變：與原來預測不同的是，美國大豆迎來了一個難得的大豐收，直接導致了國際大豆價格的狂跌，正是這一跌最終造成了中方大豆危機的爆發。
但他同時承認，“數據預測往往是不正確的，預測也從來不可能做到完美無缺。”
“對於中國企業和進口商而言，美國大豆協會只是個橋樑。如果希望得到最全面的信息，最好的方式還是直接進入美國市場中，包括現貨市場和芝加哥期貨市場，就像島國、南韓和許多其他地方的企業那樣。”
他最後建議道，“而一旦直接進入美國市場，中方的進口商就會對美國的市場、美國的系統、美國信息的可靠性等有更深刻的瞭解。這些方面做到了，那麼關於美國農業部數據準不準等很多疑慮就自然而然消失了。”
這是大實話，但也是大廢話。
不過從公關效果來看，美國大豆貿易代表團在國內的媒體見面會，稱得上是大獲全勝。
原本一場處於被動地位的危機公關，被美國人順水推舟，變成了一堂鮮活的國際遊戲規則“解剖課”。
它揭開了長期縈繞在不少國人心中的一團迷霧——我們緣何成了國際大豆市場上的“冤大頭”；同時一定程度上還消除了國人一直遷怒於美國“操縱市場”的怨恨。
至此，國人似乎終於明白了，作爲全球大豆需求第一大國，我們之所以不能參與或分享國際定價權，根源在於沒有打好自己手中的“需求牌”、“數據牌”。
對於目前正羣情激奮、甚至理直氣壯要“爭奪”國際定價權的國人而言，無異於一盆冷水當頭澆下。
很多媒體的注意力就被轉移到“我們爲何不打自己的數據牌”的話題上，將矛頭對準了相關部門；也有不少媒體指責去年國內大豆採購團聲勢浩大的集體採購爲無知和愚昧，因爲事實上他們是將採購時間、地點、數量等“商業機密”全部公佈與衆了……
外資集團的目的達到了，中方的國內輿論被引導到其他地方，雖然還有一些媒體揪着“陰謀論”不放，但最起碼不會引起全民聲討了。
無論在哪裏，形象純正，就好做生意；形象壞，生意就難做。
深諳這個道理的國際糧商在扭轉形象後，就可以從容下手了——最早進入國內的嘉吉，甚至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展開了對華貿易，在國內的政府公關能力可是相當不一般；而像豐益國際這樣帶着華僑背景的外資，更是在國內混得風生水起。
在當下還是非常注重招商引資的大環境下，外資還是很有吸引力的。
因此嘉穀報價收購的一些大豆壓榨廠，就得到了地方上的一些暗示：最好是接受外資的投入——引進外資比起國內投資說起來聲音都能響亮不少。
這下輪到嘉穀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