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皇帝只說了一句話：派人送到北京給李自成，讓他去處理。
這個案子的重點已經不是朝堂上有哪些官員牽扯進來了。
而是偷的稅糧，都去了哪裏。
只有知道這些，才能做好防禦，才能從源頭上治療。
所以，屠氏纔是重點。
當然，屠氏已經派人去抓了。
沈棨也因爲宣府走私糧食案，被羈押到了北京。
由於沈棨總督的特殊身份，按照流程，他是由軍督府的人來審。
不過，若接下來在屠氏那裏找到了一些和他有關聯的，恐怕這個案子刑部、反貪總府、軍督府、大理寺要交叉審訊了。
崇禎暫時不想去細問這個案子，他此次來的重點也不是這個。
清江督造船廠的事情吩咐好後，崇禎第二天就離開了清江縣。
此時已經是九月初五。
距離他和親王們約定的九月十八日，已經只有十三天了。
從清江縣一路快速到南京，只花了三天時間。
皇帝的速度不可謂不快。
他的行蹤暴露後，必然會有人快速將皇帝南巡的消息傳出去。
當消息剛剛傳到南京的時候，皇帝本人卻已經抵達了南京。
也就是說，南京的人知道皇帝在淮安了，都大吃了一驚。
但他們不知道，皇帝已經在渡長江了。
下午兩點的時候，皇帝渡過了長江，在江口，錦衣衛處理好關卡的事宜，守衛們不敢阻攔。
王敬文還在疑惑這位張公子的身份。
不過他已經猜到這位張公子一定來頭不小。
崇禎說道：“敬文。”
“張公子。”
“你到過南京嗎？”
“沒……沒有，我一個窮秀才，沒到過南京。”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
南京城，當今世界第一大城，最繁華的城市，人口最多的城市，人文、經濟都在這個時代的巔峯。
即便現在大航海已經開始了，倫敦、馬德里、巴黎、伊斯坦布爾、維也納、阿姆斯特丹，這些歐洲的主要城市都無法與這座城市相比。
它是大明朝的經濟中心，人文中心，學術中心。
而北京，則是政治和軍事中心。
準確的來說，北京城更像一個軍事要塞。
當年朱棣遷都北京，也更多的從軍事平衡和政治平衡的角度來考慮的。
至於經濟，北京的經濟是沒法和南京相比的。
爲什麼？
朝廷在北京，難道不知道大力發展北京的經濟嗎？
發展哪裏的經濟還真不是朝廷說的算，是一個地方的地理位置決定的。
南京坐擁長江，有秦淮河流入，河運發達。
最最重要的是，整個南直隸、浙江省，河流遍佈，大多數可以通入長江，這就給商業提供了沃土。
南京不發達都難。
而且，從宋朝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就開始南移，形成了太湖和常州商業圈，手工業和糧食產量都非常可觀。
爲南京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供給，這纔是南京發達的根本原因。
那麼問題來了。
南京發達歸發達，可它的發達，似乎和朝廷關係不大。
商業稅少的可憐，與它的地位實在不相符。
大明朝的朝堂，並沒有好好利用東南這塊寶地。
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築沒有相應的改變，朝廷和東南嚴重脫節。
望着前方的南京城，崇禎笑道：“敬文，走，我帶你去見識見識南京城。”
南京城的路上，商賈如雲，絡繹不絕，比北京的還要壯觀。
駱養性帶着大部隊先行入了城，崇禎則帶着幾十個護衛，慢悠悠，一邊欣賞着秋光，一邊向南京城走去。
走到主道的時候，商人明顯更多，速度也慢下來。
前面已經靠近南京的上新河關卡，是大明朝收商稅的地方之一。
大明朝在郭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滸墅、九江、金沙州、臨清、北新諸沿運河和沿江要地，設徵稅關卡。
商船路過這裏，一律得交稅，也就是過稅。
大明朝的商稅大致可以分兩類：住稅和過稅。
其中過稅又分了官店錢、塌房稅、肆攤市門鈔、落地稅、牙稅、契稅、酒醋稅、屠沽稅等等。
當然，關稅除了河運設置關卡，在陸路也有設置。
只不過，由於生產力的限制，交通設備不發達，明代大多數的大宗商品走河運，所以河運的關稅肯定是大頭。
大明朝的商稅肯定是有的，也絕對不是後世網上有些人說的不收商稅等等，更加和魏公公沒半毛錢的關係。
就說眼前張晨看到的，就是在收關稅。
商人們大車小車，在關卡接受檢驗。
王敬文突然說道：“張公子，你看，那個人是不是周公子？”
崇禎定眼看去，好傢伙，還真是之前在徐州遇到的周公子，還有他的頭號狗腿子跟班李秉如。
崇禎算了一下時間，他是徐州一路南下，在淮安停留了幾天，再急速趕往南京，而周公子應該是一路南下。
崇禎的速度比對方快，在這裏相遇倒也是合理。
崇禎立刻看到有幾個商賈走到公子旁邊。
其中一個商人大量了周公子兩眼，說道：“這位公子，可是官人？”
一邊的李秉如說道：“自然是了，你有何事？”
“哦，小人這裏有一批貨，要過前面的關卡，想借公子過個關，這裏有一點薄銀，還請公子笑納。”
說着，他從口袋裏掏出銀子來，足足二兩銀子。
李秉如看來一眼周公子，周公子點了點頭。
這一幕被張晨看到了。
明代的商稅也是有規矩的，有功名的舉人、進士，還有官員、勳貴等等，都是不收關稅的。
所以許多商人在路上運氣好，遇到這些人，就會給點錢，在他們的庇護下，免費過關。
這是大明朝的基本國情之一。
崇禎又看到兩個商人在路邊找到了周公子。
他留心了起來。
正好這個時候，東張西望的李秉如看到了崇禎。
他微微一怔，隨即笑道：“喲，這麼巧，在這裏遇到了。”
周公子撇過頭，也看到了崇禎和王敬文，他沒有說話，只是笑了笑。
崇禎說道：“你們這是在逃稅？”
他此話一出，那幾個人商人像是被踩到尾巴的貓一樣，全身炸毛了，怒視崇禎。
周公子說道：“有些事，不要亂管，有些話不要亂說，對你沒好處。”
崇禎笑而不語，沒有繼續說下去。
他總不能直接在這裏抄傢伙吧，這樣影響多不好，而且最重要的是根治不了問題。
他目送這批人走到前面的關卡，一路過關卡。
那關卡收稅的人拿李秉如一點點銀子，就沒有多問了，立刻放行。
崇禎心頭一沉，好傢伙，難怪朝廷收不上來商稅啊！
其實大明朝的商稅從朱元璋時代就開始了，今天看到的這一幕，並不僅僅只是基層人員貪污這麼簡單。
朱元璋本人不太重視商稅，這和他的出身有關係。
朱元璋是政治、軍事強人，但他也有弱點，最大的弱點就是金融和經濟。
大明朝最開始的銀鈔就是被他本人玩廢的，他對地方官的要求也強調穩定地方治安、維護地方秩序、倡導風化等等。
至於某些官員如果在地方上嚴格收取商稅，則會被他認爲斤斤計較、不務正業。
甚至過甚者，還會被責備幾句。
官員們當然會轉變風向。
所以，大明朝的官員們，從朱元璋時代，腦子裏就對關稅不重視。
然而，時代是發展的，朱元璋時代是剛從戰爭年代過來，全國重農沒毛病。
明朝末年的商業已經非常發達，大明上上下下對商稅的重視程度依然不高。
張晨剛穿越過來的第一年，也就是崇禎二年年底，他在賬本上看到的商稅收錄，10萬兩。
這怎麼可能！
就算是再不怎麼重視，也不可能只收到10萬兩。
要知道，正統歷史上，崇禎給河西務的關稅目標是4萬兩，僅僅一個河西務就定的是4萬兩。
不過那只是朝廷定的目標而已。
實際上朝廷在過去的商稅制度裏認認真真收，還是可以收幾百萬兩的。
可是一來地方官不太重視商稅，二來商稅監察制度不嚴，基層人員像今天這樣的操作實在太多。
再加上層層盤剝，到戶部手裏的也就那麼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