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由三德再到“稽疑”，由“庶徵”推至“五福”、“六極”，對亍古人而言，此一信念的作用無異於宗教的穩定力量。
但問題在於：如果“天子失德”，不但無法維持正義，反而作威作福，欺壓百姓，又會有何後果?
而事實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造成禮壞樂崩，天下大亂，然後纔有“哲學的突破”，纔有儒家與道家的立論與宣揚。
原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箕子乃言日：“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義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極。”
周文王十三年，武王向箕子徵求意見。武王說道：“啊！箕子，上天庇護下民，幫助他們和睦地居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上天規定了哪些治國的常理。”
箕子知回答說：
“我聽說從前鯀堵塞治理洪水，將水火木金上五行的排列擾亂了。天帝大怒，沒有把九種治國大法給鯀。治國安邦的常理受到了破壞。”
“鯀在流放中死去，禹起來繼承父業，上天於是就把九種大法賜給了禹，治國安邦的常理因此確立起來。“
第一是五行，第二是慎重做好五件事，第三是努力辦好八種政務，第四是合用五種記時方法，第五是建立最高法則，第六是用三種德行治理臣民，第七是明智地用卜筮來排除疑惑，第八是細緻研究各種徵兆，第九是用五福勸勉匝民，用六極懲戒罪惡。”
.......
箕子訃爲治國安邦是政治家的首要職責，無論他主觀上是否真的想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欣欣向榮，人民安居樂業，幸福歡樂，只要他想在統治寶座上呆下去，就不得不考慮如何治理國家。
這道理就像商人爲了賺錢，爲了使生意長期做下去，就不得不使自己的商品貨真價實一樣，否則只有丟掉自己的飯碗。
西治國安邦要講規則，正如遊戲也要講規則一樣。
規則來自哪裏？
按照《洪範》的說法，是上天授與的，並且上天在授與規則時還要加以選擇。
不能按規則辦事的人就不授與，就讓他下課，比如鯀就是這樣。
這套說法對敬畏上天和天命的古人來說，是很有效的，但對現化我們來說，卻顯得有些荒唐。
因爲所謂上天，不過是人自己臆想出來的某種超人的存在，實質上是人自身意志的外化。
用這種觀點來看，天授治國大法，就是人授治國大法這。
用上天來解釋這一切，大概是爲了增加一點神祕性和權威性吧。
而暴君和開明君主的區別在於：暴君把個人意志看得高於一切，凌駕於規則之上，無法無天，爲所欲爲，比如商紂王（存疑）。
開明君主尊重規則，講究按規則辦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依法辦事，使自己的言行合於儀軌，比如周文王和周武王。
箕子看中武王而授與洪範九疇，正是看中了他是個守規矩的人，因爲對蔑視規則的人來說，任何規則都是沒有意義的。
對付不講規則的人的最好辦法，也是不講規則。
......
《尚書·洪範》從人身爲一小宇宙的觀點出發，其學說認爲：天和人同類相通，相互感應，天能干預人事，人亦能感應上天。
古代認爲天子違背了天意，不仁不義，天就會出現災異進行譴責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會降下祥瑞以鼓勵。
孔子作《春秋》，就認爲災異是國君失德而引發的。
孔子曾說：“邦大旱，毋乃失諸刑與德乎？”，又勸國君“正刑與德，以事上天”。
《春秋》之所以重災異，是因爲孔子認爲天人之間有感應關係，人類的行爲會上感於天，天會根據人類行爲的善惡邪正下應於人，天下應人的方式即是用災異來譴告人，使人反省改過。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
有德必能感應上天。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而另一方面，孔子又強調“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如《春秋公羊傳·僖公十五年》雲：“季姬歸於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雲：“冬，蝝生。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
何休《公羊解詁》注云：“上謂宣公，變易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應是變古易常而有天災，衆民用飢，言宣公與此天災餓後，能受過變悟，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爲喜而僥倖之。”
而蝝即蟲衆，今謂之煌蟲。始生曰蝝，大曰蟲衆。
依《春秋》書法常例，書蟲衆而不書蝝生，因始生之蝝尚未爲災害。
而《春秋》變例所以書蝝生者，因宣公於天災後能反省改過復古制，故孔子爲宣公僥倖而書之。
《傳》中明言宣公變古易常天應之而有災，即是天人感應之義。
......
未完待續
第007章預告“兇手”董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