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類應之跡雖無形而不可見，但氣化宇宙中人天之氣相餚實有因果關係可尋。
董子想以氣化說證明類應說並非虛構，實有理據可依。
在董仲舒思想中，天人感應是其神學目的論體系的核心。天人感應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內容。
1災異譴告說，認爲自然災害和統治者的錯誤有因果聯繫。“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
天子違背了天意，不行仁義，天就出現災異，進行譴責。
若“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2“天人同類”說，認爲“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
其道一也”。
這種說法，以氣爲中介，認爲氣具有刑德的作用，“陽爲德，陰爲刑”。
同時，人的道德行爲也可以引起氣的變化而相互感應，說“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
世亂而民乖，志癖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氣生災害起”。
董仲舒把“天”塑造成至上神，以“天人感應“說來限制無限的君權，同時也給君父的尊位及其統治找到了理論根據。
在董仲舒著作中，上述兩種說法是相互結合交替發生的。
天人感應與災異說最終在《白虎通德論》中規定下來，給漢代政事帶來很大的影響。
在漢代，天人感應思想佔了統治地位，使劉向，劉歆、班固都承認政治得失，可以導致災異變怪。
《史記·天官書》、《漢書·五行志》有大量災異變怪的記載，導致讖緯之學氾濫，天人感應說更爲盛行。
漢武帝爲了“大一統”的政治需要，採納董仲舒（約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確立了儒家的正統地位和今文經學派的官學地位。
董仲舒於是從解釋儒學的經典着手，建立了一整套神學世界觀，使儒學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
他提倡“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在政治上論證了專制統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虛構天的至高無上，以樹立皇帝的最高權威，來維護和加強人間君主的統治。
但是這就對科學技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它排除了進行科學探索的必要性，認爲宇宙內的一切，從自然界到人類和社會的所有現象，都是照着天的意志而顯現的。
“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順命》），而天創造萬物的目的是爲了養活人，即所謂“天之生物也，以養人”（《春秋繁露·服制象》）。
天又完全依照它自身的模型塑造了人，人的形體、精神、道德品質等等，都被說成是天的複製品，與天相符的。
這樣天人感應就成爲必然的了。
於是災異被認爲是天的譴告，“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
它幾乎要窒息人們對自然現象的規律進行探索的任何生機，對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阻礙作用。
在漢武帝時期，由於董仲舒的這一段神學世界觀剛剛確立，非正統的所謂異端思想還在進行頑強的反抗。
“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爲抱負的司馬遷，正是這樣的代表人物。
他反對在科學知識上面附上宗教迷信，使人拘而多畏，他批評巫祝禨（ji，音擊，迷信鬼神的舉動）祥的迷信思想，對天人感應的神學世界觀持批評的態度。
在《史記》中，司馬遷更是在同自然科學有關的一些問題上，顯示了自己廣博學識和求實精神，其《天官書》是中國現存的第一篇系統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
而《曆書》則表達了他關於曆法的主張；《律書》、《河渠書》、《貨殖列傳》等則有關於音律學、水利、地理知識的記述。
而且司馬遷所開創的在史書中記錄科學技術史料的先例，爲後世所遵循。他的首創之功，不可湮沒。
而在當時，諸子百家的學說在一些郡國還有一定影響，如淮南王劉安也正在這時召集賓客寫成陰陽、儒、道、名、法畢集的著作《淮南子》。
所以，這時的學術思想雖已向僵化的方向發展，但還有較大的活動餘地。
但到了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漢宣帝召集各地儒者到長安石渠閣開會，討論經義異同，把董仲舒思想體系推到了唯一官學的地位。
同時還禁封了諸子百家以及司馬遷的著作，甚至由西漢王朝分封出去的劉姓諸侯王手中的這些著作也在禁封之列。從此以後，僵化的神學世界觀廣爲氾濫。
......
面對賈詡不卑不亢的態度，周文文有點無態，但周文文他又無法就這個點向賈詡作出答案，所以他反問道，“在賈大人看來，旱災、煌災、疫災，可否人可製造也。”
周仙人的“大人”不拘一恪，頓時讓賈詡和李儒感到頭疼，但面對仙人的反問，賈詡和李儒都感到了興趣，李儒更是好奇的問道，“還請仙人請教？”
“若我說，這種小事，一介凡人諾知天曉（知道理論），也可辦成呢？”
“就以當今天下的傷寒爲例，我諾譴一死士得之，再讓死士住在敵人城池裏，又令死士頻繁走動，使敵軍人民皆染傷寒病倒不起，我便輕鬆得下此城。”
“再以黃河兩岸的農田爲倒，我若將黃河改道，使它們失去水無法持續種值，糧食絕收，你們說，這些農民會怎樣？
“煌災就更簡單了，在地上立帳篷養之，數量一到往敵人境內放去，你倒是說說，敵人會怎麼做。”
噝......
想到仙人話裏出現的場景，賈詡和李儒不由倒吸一口冷氣......
......
未完待續
第009章預告真實演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