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天文學 > 三國從忽悠劉備開始 >番外第37章 聖人注意事項
    李素也沒想到、數年未見後跟劉備喝一場大酒,

    能勾起劉備那麼多的感慨,和內心的深刻自省、夕惕若厲。

    果然稱皇帝爲孤家寡人不是沒有道理的,手握絕對的兵權和行政能力,依然會出於對歷史的恐懼,擔心百年之後的事情發展方向。

    好在,劉備也沒指望喝幾次酒就把問題解決了,他很清楚,今天就只是跟李素說說這幾年的心得、各自的長進。大問題,還要放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裏,慢慢解決。

    李素也很清楚這一點,所以只是幫劉備梳理了一下問題,指出可以努力的方向。

    至於具體怎麼解決,李素沒指望直接給答案。

    君臣一番徹夜長飲,最後李素總結出無非這幾方面:

    首先,百年之後的事情,誰都不可以控制,所以眼下最容易做的,就是給後人打好基礎、立好榜樣。能這一代人解決的變法和軍事擴張,就在這一代人的時間裏做好,不要拖着留給後人。

    因爲只要留給後人,後人爲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肯定會引入新的問題。比如漢武帝爲了解決匈奴,要改祖宗之法,廢和親,就要用各種各樣的人,這些人裏很多都是有問題的,而漢武帝自己也是有問題的,這都是有損朝廷正統的。

    其次,自己的事情做好之後,就可以適當強化一下“祖宗之法”,但也不能定得太死,否則容易僵化——這方面,李素藉鑑的是後世明朝的教訓。

    明朝僵化的祖宗之法,導致它面對內部矛盾的變化演進時,適應性還不如漢、宋兩朝,所以命也比較短。

    漢、宋雖然內部問題一直多,但好歹命長啊,就是磕磕絆絆遇到問題解決問題往下拖的。明朝的系統相比之下就是缺乏彈性,屈服強度扛不住的時候,直接就掰斷了。

    所以,李素肯定不能勸劉備弄一套完全不能改的祖宗之法。

    上述兩方面都注意到之後,要讓一個國家穩固更久,第三個努力方向就是要梳理好統治理論的解釋權了——

    注意,李素這裏提的是“解釋權”,而不是統治理論本身。

    統治理論本身,意識形態的部分,李素自己生前就會搞定的。這些東西不比實際政策,僵硬一點也不要緊,所以不用留給後人了,最多留一點修修補補的給諸葛亮,讓諸葛亮將來完善一下。

    因爲政策是務實的,統治理論是務虛的。越務實的東西,越要貼合實際,就要靈活。越務虛的東西,可以大而化之,那就相對亙古不變。

    這點前世唸書時讀到的法理學基本原理,李素好歹還記得,也多虧他是個學霸,基本功紮實。

    而統治理論和正統論的解釋權管理,說到底其實就是一個“封聖”的問題。你封誰爲聖,後代的修修補補,就會以聖的理論基礎來做文章。

    封聖該怎麼封?如何封?誰能封?

    這個問題,其實不該李素親自來說,也不該劉備來下詔,應該劉備留給兒子輩甚至孫子輩。

    因爲李素給他的建議,就是“蓋棺定論,確保後人來封,生前不要下判斷”。

    ……

    對於李素的前兩方面大而化之的建議、提出的努力方向,劉備覺得很對。

    對於第三個方面的建議,劉備乍一聽有點不理解。他誤以爲李素這是在謙虛,不好意思請求給本人封聖,所以才說留給後人。劉備便開誠佈公地打斷他:

    “賢弟這是疑慮朕不成?本朝若要另封新聖,這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李素也不藏着掖着:“臣並非擔心毛遂自薦,而是認爲,此前兩漢的教訓,已經充分說明封聖這事兒,操作得不好,容易被人利用。

    光武中興,不過百餘年便分崩離析,雖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們也可以判定,光武的子孫們,在封聖問題上處理得不如先漢諸君好。”

    劉備摸了摸鬍子:“願聞其詳。”

    李素就大致說了一遍,裏面有些內容劉備這些年勤於學習,已經有所瞭解了,但李素還是全面闡述,以免遺漏。

    這事兒其實需要從後人一貫的一個誤區說起:

    在很多後代人眼裏,甚至包括在東漢末年很多儒生眼裏,都覺得自從漢朝“獨尊儒術”之後,孔子就是聖人了。

    但這其實大謬不然。

    先不說後世歷史課本上,說漢武帝聽了董仲舒、就“獨尊儒術”,這本身就是一個誤解,漢武帝只是重用了儒術,沒有到獨尊的程度。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句話確實是董仲舒說的,也是他的建議。但建議也就只是建議,皇帝可以不接受,就算接受,也要考慮一個接受的時間表、程度深淺,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直到漢昭帝、宣帝時,依然反覆過“我漢家自有成法,王霸道雜之”,法家和那些儒家賢良文學,還是反覆鬥爭過的。

    基本上到了漢宣帝,因爲漢宣帝上臺過程中,藉助了“公孫病已立”的祥瑞圖讖,天人感應神神叨叨那派愈發得勢了,纔算是真正“獨尊”。

    可即使到了“獨尊”成爲事實後,孔子也依然還沒有到最高聖人的地位——西漢後期,乃至一直到整個新莽、還有東漢明章二帝,儒家最推崇的聖人,始終是“周公”,孔子只是一個解釋周公、推廣闡述周公的存在。

    換言之,就好比孔門弟子是著述推廣了孔子的學說,他們自己地位並不高。

    而孔子本人活着的時候,他也自認爲自己是“述而不著”,他也沒有自己的觀點,是在推廣周公的善政、克己復禮。

    “復禮”可不等於“造禮”,孔子說得明明白白,造是周公造的,他最多就是個“復”。

    那麼,孔子後來又怎麼就成了越過周公、或者至少是跟周公並列的聖人了呢?這就是東漢初期,皇帝在意識形態造聖上犯的一個錯誤。

    當然,東漢初期的皇帝,也是沒辦法,因爲周公這個形象,被王莽搞臭了!

    王莽篡漢、建立新朝的時候,走的就是“儒家聖王”的形象,王莽沒有軍權,也沒有打過仗,他就是個大儒新聖的人設,而且還擁有實際行政權,所以王莽上位之前,拿他比周公的就很多。

    王莽的上臺,其實頗有幾分和儒家世家協商分贓的意味。當然,裏面還有更多複雜的利益妥協,李素跟劉備聊也不會具體展開。

    不管怎麼說,王莽這麼一搞,連累得周公也有點臭了,什麼反賊都能比周公,

    這時候,“立在政治和學術上都有建樹的完美古人爲聖”的壞處就顯現出來了:因爲以後但凡有野心家,他也可以自比周公,自比這種“實政和學術雙料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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