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原來方向變了，怪不得這麼容易達成妥協？
話雖如此，但範建明清楚，主任之所以能夠同意與自己談判，上官悠然和上官夫人，絕對功不可沒。
範建明問道：“既然你的上級，已經答應與我談判，與其讓一個新人跟我重新接觸，爲什麼不由你做全權代表，跟我直接溝通呢？”
上官夫人笑道：“你說的這個問題，我也想到了，同時也跟上級提出了，問題是我的上級，擔心我會袒護你，在將來的談判過程中，會給我們國家造成損失。”
“這麼說，你已經失去了他的信任？”
“那也不是。”上官夫人解釋道：“他之所以另外再派一個人來，是想重新對你的情況進行全面估量，而且派來的這個人，一定是想致你於死地的那一派。”
範建明有些愕然了：“這是來談判，還是來挑事的？”
上官夫人解釋道：“這就是我們國家，與其他國家最大不同的地方。其實我們的前局長，現任的國家安全事務辦公室主任，一開始，他始終是希望你能夠爲我們所用，也就是說，他屬於那個希望你活着的一派。”
“今天下午的行動失敗，消息已經反饋到他那裏，現在他就要說服另一派，也就是希望你死的那一刻，究竟是繼續投入人力物力，非將你置於死地不可，還是就此改弦易轍，重新回到與你談判的軌道上來。”
“畢竟通過我和悠然，已經反覆向他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那就是你願意跟情報局談。”
“所以他只有在聯席會議上提出這個問題，同時會建議另一派派一個代表人物與你見面，而他帶回去的意見，將會影響國家安全事務辦公室和情報局，對你的這件事的終極決定。”
範建明終於聽明白了，看來這就是西方的特點，任何時候都有兩派互相制約，互相監督，貌似很公正，其實弊端也不少。
就好比針對範建明的這件事情，對方明明已經失敗，如果不是範建明手下留情，對方的人員損失，以及國際社會的形象，都會打打折扣。
正常情況下，保姆計劃的主導者只要審時度勢，隨機應變，立即改變策略，只要能夠達到最終的目的，又何必非要去注重過程呢？
可西方就是不一樣，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永遠對峙，執行任何一個決策，都必須達到絕對的多數。
也就是說，要想改變保姆計劃的完成方式，還必須要開個聽證會。
而且還必須是反對派的人，在聽證會上提供對範建明有利的材料和意見，他們纔會改變保姆計劃，否則，即便是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繼續執行下去。
好在這個計劃的主導者，現在的這個主任，從主觀上是不想再繼續執行這個任務，否則，範建明一點機會都沒有，除了以生命抗爭之外，根本就沒有接觸談判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