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天文學 > 不負大明不負卿 >第994章 《金瓶梅》可能作者之王家屏
    《金瓶梅》明代刻本,發現于山西介休和平遙,曾經轟動一時。

    然而百年來,學者提出《金瓶梅》的可能作者多達五十多位,王世貞、李開先、李卓吾、徐渭、屠隆、湯顯祖等幾乎個個“榜上有名”。

    一本書出現這麼多作者,是中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的奇觀,被譽爲文學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作者留下如此之“奇書”,卻要隱去真名,只拋下一個“蘭陵笑笑生”的化名,就連作序者、作跋者用的都是化名,不露玄機,原因倒是很好解釋。

    一是明初把小說家列爲二十二種“奸頑之徒”之一。永樂後更是變本加厲,敢有收藏“不良雜劇詞曲”者,便要殺頭或殺全家,自然沒幾個作者用真名。

    二是《金瓶梅》全書憤世嫉俗,借宋罵明,其批判犀利而又露骨,肯定難逃被禁命運,怕也只能用化名。

    三當然是《金瓶梅》的內容了,車速開得太快太猛,放在哪個朝代都屬禁書系列,作者當然不會用真名。

    但有一點得到大多數人認同,就是《金瓶梅》的作者最大可能是山西人,成書時間是嘉靖至萬曆年間。

    有人說是孔天胤寫的。

    也有人說是王家屏寫的。

    反正兩個都是山西人。

    無論是孔天胤,還是王家屏,提出《金瓶梅》極有可能是山西人所寫,當然不是毫無根據,更不是山西人爲山西臉上貼金。

    提出作者是王家屏,朱翊鏐記得是這樣分析的。

    從情理上講,《金瓶梅》是以山東爲寫作背景,人物也主要是山東人。按照“家醜不可外揚”的習慣,假如山東籍貫的作者,把山東男人寫成淫棍,把女人寫成**,恐怕有悖情理。

    根據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包括各位作家的寫作心態,只願以家鄉的英雄爲榮,而不願以家鄉的惡人爲恥。

    所以,再愚蠢的作者,也會來一個僞託,不寫自己的出生地。

    而《金瓶梅》,全書只寫了兩個山西人,一個救了無辜者一命,一個促使惡人死亡。

    《金瓶梅》這種貶魯褒晉的傾向反映了作者很可能是山西人。

    從地理上看,《金瓶梅》儘管是以山東爲背景,但作者對山東的地理概念卻非常模糊,而對山西的雁北倒十分熟悉。比如本應描述周統制去山東高陽關防守,卻由於作者筆誤,寫成了作者熟悉的家鄉雁門關景色。而從書中描繪的房屋建築佈局來看,實屬典型的山西雁北地區的風格。

    甚至連罵人的話“毛司的磚兒——又臭又硬”用的都是雁北的歇後話,雁北人至今稱坑廁爲“毛司”。

    另外,《金瓶梅》中的衣着也有雁北特點,如皮襖、氈帽等,特別是有雁北特點的“腰子”,這種衣着即便是山西其它地方也十分罕見。

    另外,《金瓶梅》是一部方言文學鉅著,全書地方色彩很濃,方言、歇後語、諺語在書中時常出現,導致了人們的很多誤解。有的猜測說是“山東土白”,有的分析說是蘇州揚州的“吳語”,但舉出的例子多欠說服力。

    實際上,《金瓶梅》的方言屬山西雁北方言。從全書中被摘出的3000多條雁北方言,可以發現它們偏重山陰和應縣兩地方言,而有些方言則純屬山陰獨有。比如76迴應伯爵與幾位女子互相戲罵,他罵道:

    “我把你這兩個女又十撇鴉胡石影子布兒朵朵雲兒了口噁心”。

    這句話,直到現在金學家們還都不敢妄加標點,當然就更無從知道它的意思了。用其它辦法解釋也一直令人摸不着頭腦,可如果用山陰方言一解釋,這句話立馬兒就通了。

    其實,這是作者用山陰方言,採取拆字法、諧音法、藏頭法來罵人的一句話:“女又十撇”拆字“奴才”;“鴉胡”,即諧音“夜壺”;而“石影子布兒,朵朵雲兒,了口噁心”,其實藏頭“石朵了”,即諧音“拾掇了”的意思。

    人所共知,夜壺,是起夜小解的用具,而把女性比喻爲像夜壺一樣爲男***可謂歹毒。“拾掇了”是山陰方言,指收拾了,即把女性奸耍了。

    由此例可見,《金瓶梅》一書,山西山陰方言是一大特色,而書中的諸多難解之處,若用山陰方言加以解釋,頓時能融會貫通。

    王家屏雖然祖籍太原,但近祖幾輩都住在山陰。王家屏本人則更是土生土長的山陰人。

    山陰人當然熟悉山陰話,自然也就使得《金瓶梅》的方言語系,成爲山陰方言語系。

    另外,《金瓶梅》全書中,出現過不少寫作質量很高的奏疏,倘若沒有做過內閣官員的人,是很難寫出如此規範而又地道的行文。

    王家屏官至東閣大學士直至內閣首輔。在他著述的《復宿山房全集》中就有很多奏疏。皇帝常叫他代寫冊文,他也常爲他人代寫奏疏。

    王家屏對官僚機構的行文規範自然瞭如指掌運用嫺熟。

    如果這樣分析,許多確鑿的事實都說明,除了王家屏,別人還真沒有條件和能力完成這部鉅著。

    王家屏是隆慶二年(即公元1568年)進士,被選爲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初年被選爲萬曆皇帝的老師,充日講官,後升爲侍講學士。

    明中葉以後,皇帝的經筵多流於形式,朱翊鈞對這種典禮更待以兒戲。但每當王家屏開講,他都很老實。

    朱翊鈞欽佩王家屏博學多才端莊有氣質,在衆人面前稱他爲“端人”。

    王家屏的爲人正直行止端莊,還表現在他對張居正的態度上。

    張居正擔任首輔期間權傾朝野,誰要想得到高官必先得張居正垂青。就是這樣,王家屏也能秉公相待。張居正生病時,朝內大臣都去看望,有的還到寺院祈禱,奉迎至極,唯獨王家屏沒有前去。張居正去世,羣臣一反常態,倒張浪潮甚囂塵上,王家屏又能夠秉公持法對張居正給以正確的評價。

    所以朱翊鏐對王家屏的印象比較好,加上《金瓶梅》可能作者的緣故,新晉閣臣自然而然落到王家屏頭上了。

    此時,王家屏正擔任禮部右侍郎。

    廷議之上,朱翊鏐也沒多解釋,直接宣佈這一決定:晉升王家屏爲東閣大學士,輔助朝政。

    王家屏本就是庶吉士(素來被認爲是內閣儲備人員)出身,加上資歷又擺在那兒,這一決定自然無人異議。

    這樣,內閣就多了一位閣臣。

    如此安排,儘管賦予許國以重任,晉升他爲武英殿大學士,經略雲南、貴州、四川三行省,但都知道這已是他仕途的最高峯,與首輔無緣。

    而餘有丁身體不怎麼好,王家屏又是後來的,以致王錫爵這個首輔接班人的地位更加穩固了。

    這也是朱翊鏐希望看到的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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