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時行、王錫爵、王家屏都來了。
地點依然是在東暖閣。
此時嚴永凡的兩道條陳都還沒有來得及呈送上來，但朱翊鏐已經迫不及待地要與內閣先通氣。
當然，這也是他的一貫做法。
美名其曰先通氣或叫商量，但讓內閣幾位閣老來，就是讓他們先點頭，然後廷議上不必多費口舌。
申時行他們幾個也早已經習慣了。
這次召見他們來，無它，只爲嚴永凡提出來的兩個議題。
一貨幣改革，二鹽政改革。
貨幣與鹽政都有弊端，需要改，這是主要原因。但之所以急着召見，朱翊鏐是考慮到這兩項改革，都可以大大增加國家財政稅收。
任何時候掙錢都得趁早嘛。
像從前一樣，需要改革的對象，其弊端其實都清楚。
三位閣老難道不知道私人鑄幣的危害性嗎？難道不知道禁止私鹽能大大提高國家財政收入嗎？
大明一朝當世就有人得出這樣的結論：如能禁止私鹽，大明一年可得一千多萬兩白銀的收入。
原話是這樣說的：“私鹽既絕，引可增十倍，歲所入千餘萬矣，此三法簡易易行，只在行法須嚴。”
如果真嚴格實行鹽業專賣制度，再適當擡高一點鹽價，僅食鹽一項收入便可高達四千萬兩白銀。
爲什麼說大明其實很富有，可財富既不在國家，又不在百姓，都集中在豪強權勢大戶人家手裏？
但反過來一想，爲什麼會這樣？其實說白了，還不是因爲朝廷對經濟的控制能力太弱嗎？
無論是私人鑄幣還是私鹽橫行，都可以說明這一點——國家對民間經濟活動的控制能力太弱。
從宋朝的程朱理學就開始有意無意地削弱君權，到了明朝，皇帝對朝臣的影響力，以及國家政權對各個領域的掌控力其實都在削弱。
這就造成了明朝看起來好像是“禮儀之邦”，人們一個個都衣冠楚楚，十分有君子大國之風，但其實，社會已經呈現出“過度民主”的假象（這麼說，或許也不是很準確，因爲這可以看作是人類的覺醒，但確實有一定弊端）。
以致於戰事來臨，無法迅速轉型成軍事專制狀態，自然也就無法像清朝那樣通過軍事暴力政權直接徵稅、調配物資，導致戰場失利。
那貨幣改革與鹽政到底怎麼改？
首當其衝，當然是要嚴令禁止私人鑄幣與私鹽販賣。
對此，三位閣老沒有意見。
難的是政策執行。
如何將國家頒發的政策有效推行下去，而不只是說說而已。
不能像嘉靖皇帝禁私鑄劣錢，一個罷市就能讓禁令不了了之。
不能萬曆皇帝徵收礦稅，鬧得雞飛狗跳，官員鼓動民衆打死收稅人員，萬曆皇帝頂着臭名，最後二十多年也不過才收了幾百萬兩白銀而已。
對於貨幣改革，朱翊鏐設想，有沒有可能讓銅錢永久退出市場？而像後世那樣用“鈔票”代替？大明當前的“銀票”其實已在充當這個功能。
而對於鹽政改革，似乎要更爲複雜些，當前鹽政改革離不開鹽引（幾百年後其性質還是一樣），而鹽引是歷史最爲悠久的“複雜貨幣”。禁止私鹽、推行鹽業專賣制度到底有多難？
將主要思想傳達後，朱翊鏐接着說道：“三位閣老回去好生琢磨，如果鹽政要改，那麼茶稅、酒稅等，是不是也可以一律改爲專賣制度？”
朱翊鏐可不是隨口一說。
茶葉是百姓必需的消費品，但需求量又有彈性，正所謂“寡需則量增其價而不爲虐。”本朝建國之初，在南直隸嚴禁私茶，所以南直隸的茶稅收入有六十餘萬兩白銀之多。
以晚明人口比明初增加五倍計，那茶葉消費量也該增加五倍，晚明若嚴格實施茶葉專賣制度，則榷茶收入應該不少於2000萬兩白銀。
再看酒課稅。北宋光是酒課的一年收入，就可達到相當於晚明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兩白銀的程度。
而晚明人口至少北宋兩倍以上，酒類消費規模可能還超過兩倍。以最保守估計，如果明代實施類似宋代那樣嚴格的國家專賣制度，榷酒一項的收入至少可達3000萬兩白銀。
不妨先拿宋朝的賦稅制度舉個例子吧，看一個小國如北宋、南宋（相對於明朝），能將財富擴展到什麼程度?
北宋時，兩稅尚佔56%，但至南宋已降至20.4%和15.3%。
與此同時，商稅急遽增長，構成了政府財政的主要來源，這樣，包括商稅在內的非農業稅，也就自然而然佔據了財政收入的大部分。
北宋皇祐治平年間，商稅比重不過40%左右，及南宋紹興、乾道之交，僅茶鹽榷貨即佔49%，連同經制錢、總制錢，非農業稅達79%強。
而至淳熙、紹熙年間，茶、鹽、酒等達56%強，加上經制錢、總制錢、月樁錢，非農業稅更達84.7%。
而明朝的領土面積，人口數量都遠遠大於南宋，鹽、酒、茶三項的消費更遠大於宋朝。
然而南宋政府從中獲得的收入接近5000萬兩白銀的價值，而明朝政府卻只有300萬兩不到。
至明朝，貨幣經濟較之前代要發達多了，資本主義也已經萌芽，市場比較繁榮，各項商業制度也比較完善。
而南宋是個偏安一隅的小國，可爲什麼明朝政府，對，只能說是政府，反而不如南宋富裕呢？
自嘉靖後期，國家財政經常出現困難，入不敷出是常態。
對外戰爭窮兵黷武支出過大嗎？或是白銀進口減少貨幣體系崩潰了？或是銅生產匱乏？或是紙幣的發行導致通貨膨脹？或是註定逃不過三百年定律？
歷史上，比明朝窮兵黷武的朝代很多，比明朝揮霍無度的朝代也多，明朝財政體系最後到底是怎麼崩的呢？
朱翊鏐在想，如果大明能在——至少鹽、酒、茶增加稅收，那麼富裕程度該會遠遠超過宋朝，也會大大超過以暴力國家機器、進行掠奪之實的清朝。
至少在工業革命尚未到來之前這段時間，大明應該不會逐漸走向末路。
當然，這是朱翊鏐的想法，儘管也得到內閣三位閣臣的附和贊同，但具體實施起來恐怕還有很大的難度。
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因爲明朝“過度民主”的假象（不準，姑且這麼說吧），造成國家對許多領域的控制力微弱，甚至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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