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戚繼光與李成梁的部署，軍演當天，戚繼光將參演鴛鴦陣以及車炮兵的組合，兵力一萬。
李成梁最擅長騎兵突襲戰，但這次他交給了副將李平胡以及長子李如松負責，畢竟他年紀也大了。
他自己這次率領一萬步兵參演。
而李平胡與李如松各率領一萬騎兵提前兩天出發，要求分別從鐵嶺、鳳城趕往撫順，演習長途奔襲戰。
戚繼光與李成梁各率領一萬士兵于軍演頭一天抵達撫順。
軍演當天，李成梁的步兵率先進行對抗演習，而後是李平胡與李如松率領的騎兵奔襲演習，最後纔是戚繼光的鴛鴦陣以及炮兵聯合作戰演習。
屆時，朱翊鏐與王象乾、朱八戒乘坐戰車參觀，請來的其他部落代表也同樣安排有戰車。
東州堡、馬根單堡、散羊峪堡，三堡以及沿途都有哨兵值守。
步兵對抗演習在東州堡，騎兵突襲演習在馬根單堡，鴛鴦陣以及炮兵聯合作戰演習在散羊峪堡。
以朱翊鏐爲首隻負責觀摩的人，還有以李成梁爲首參演的人，全部各就各位，只等總指揮李成梁一聲號令。
壯觀的場面自不必多說。
人山人海，但紀律嚴明。
辰巳之交，李成梁一聲號令，軍演正式開始。
步兵的演習中規中矩，至少在朱翊鏐看來說是這樣。
軍士所持的武器爲藤牌（盾牌）、腰刀、狼筅和長槍。
與後世閱兵當然沒法比，但在這個時代應該還是算高的（當然也得拋去西方國家已經出現的現代化武器）。
可同樣得承認，步兵對於善戰的蒙古族與女真族而言威懾力有限，無論變化出多少種花樣來，近距離的搏殺都不被蒙古族與女真族看好，因爲他們更擅長騎兵衝殺。
但在朱翊鏐看來仍有可取之處，演練技術的主要着眼點，可以說是用“辯證法”的原理來分解動作。
比如，每一個動作都有相對的兩個方面，身體有防蓋和沒有防蓋的兩個部分，姿勢有動和靜、正面和側面的兩種因素，有攻擊有防禦，有陰有陽……
操練近身武器，也和拳術、舞蹈的原則相似，任何一個姿勢都可以作三段式分解，開始——稍微休息而轉變——繼續進行又迄於靜止，用戚繼光的術語來說，就是“起——當——止”。
這些姿勢又按不同的形態，有着各種各樣離奇的名目，比如像什麼騎龍式啊，仙人指路式啊，鐵牛耕田式啊，姜太公釣魚式啊等等。
就專業性而言，朱翊鏐只是個門外漢，他最多會看好不好，是否先進，但要說現場指導也不在行。
其實在戚繼光、李成梁之前（準確地說只是戚繼光之前），在軍隊中受到重視的是個人武藝。能把武器揮舞如飛的士兵纔是大衆心目中的英雄好漢。因而各地的拳師、打手、鹽梟以至和尚與苗人都被招聘入伍。
等到他們被有組織的倭寇屢屢擊潰以後，像戚繼光他們又覺悟的將領才意識到，一次戰鬥的成敗並非完全決定於個人武藝。
戚繼光練兵的方法已經帶到北方十幾年了，除了要求士兵嫺熟技術外，就充分注意到了小部隊中各種武器的協同配合，每一個步兵班都配置長兵器與短兵器。
比如在接戰的時候，全長十二尺有餘的長槍是有效的攻擊武器，但它的侷限性是必須和敵人保持相當的距離，否則長槍就會變成廢物。
故而戚繼光、李成梁對步兵班做了如下的配置：隊長一名，火伕一名，戰士十名。十名戰士有四名手持長槍作爲攻擊的主力。
其前面又有四名士兵：右邊的士兵持大型的長方五角形藤牌，左邊的士兵持小型的圓形藤牌，之後又有兩名士兵手執狼筅，即連枝帶葉的大毛竹，長約有一丈三尺左右。
如果將這種配置的步兵班加以排兵佈陣，就可衍化成著名的“鴛鴦陣”了。
右邊持方形藤牌的士兵，其主要任務在於保持既得的位置，穩定本隊的陣腳。
左邊持圓形藤牌的士兵，則要匍匐前進，並在牌後擲出標槍，以引誘敵兵離開有利的防禦位置。
引誘如果成功，後面的兩個士兵則以狼筅把敵人掃倒在地，然後讓長槍手把敵人刺死戳傷。
最後兩個手持鏜鈀的士兵負責本隊的後防，同時警戒側翼，必要時還可以支援前面的夥伴，構成第二線的攻擊力量。
從操練中可明顯看出，這個十二人的步兵班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預定的戰術能否取得成功，依靠每個士兵的分工合作，少有個人突出的機會。
因爲戚繼光總督薊遼，所以遼東步兵班也有他的特色在裏頭。
稍後李平胡與李如松率領的遼東騎兵，其中包含享譽天下的遼東鐵騎，估計戚繼光的特色就少了。
遼東鐵騎有一部分是李成梁自己花錢蓄養的士兵，也可稱之爲家丁，指導軍演的肯定是李成梁父子。
正因爲遼東步兵有了戚繼光的參與指導，所以操練時一再申明全隊人員密切配合的重要性，而作戰時更是將一體賞罰作爲紀律上的保證。
從操練中可以看出來，步兵班的十二人一組的戰術規定，當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敵情與地形許可的條件下，全隊可以一分爲二，成爲兩個橫隊與敵人拼殺。
也可以把兩個鏜鈀手照舊配置在後面，前面八個士兵排成橫列，長槍手則分列於藤牌手與狼筅手之間，這樣去攻擊敵兵。
不一而足。
雖然在朱翊鏐看來，步兵確實沒有擺脫農民氣息，也就是與現代化還相差甚遠，但也必須承認，終其戚繼光與李成梁的一生，可以說，這都是他們的主要戰術。
同時代的軍事家中，提出軍隊戰術現代化的建議與思想，只有俞大猷，可惜他已經死了好幾年。
但俞大猷的建議始終沒被採納，因而壯志未酬飲恨而終。俞大猷本人不可能理解，他的建議所涉及的問題和要引起的後果，已經超出了軍備問題，乃至波及到政治。
就是朱翊鏐也只是讓張居正暫時參詳研究，試着改革，而不敢大刀闊斧式的立即進行。
比如俞大猷曾就提出並要求親自率領“閩廣大船數白艘，兵數萬”。
如果一旦成爲事實，那麼有關各省的財政就要從原來的小單位之間的收支而變成中央統一管理纔行。
與之相應必須作出改變的，中央後勤必須配套跟上，人員必須增加，而且必須一掃苟且拖沓的作風，保證規格與數字的準確性，才能取得預期的行政效果，以與現代化軍事技術相配合。
然而，俞大猷沒有像戚繼光、李成梁那樣遵從現實的預見到，在他死後好幾個世紀，上面這些情況在這個以農業經濟爲基礎的國家裏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現代化的技術與古老的社會組織冰炭不容。
也就是說，如果不是因爲朱翊鏐具有後世的思維，俞大猷想使軍隊現代化的計劃，還要推後幾個世紀。
即便是朱翊鏐，也只是在嘗試，與張居正一道改革研究當中，尚未投入到任何一場實際戰鬥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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