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和叛亂調查程序截然相反，犯罪可以先把犯罪分子抓起來，再覈實犯罪過程，因爲犯罪分子沒有危害廣大社會和政治穩定的基礎。而叛亂，就上升到政治層面，具有廣泛社會危害，嚴重危害國家政治穩定。
因此應該先談判條件，同時查清叛亂的原因，最後再與叛亂分子談判條件。
一般而言，最終都是以政府層面做出讓步爲代價，換取叛亂武裝的瓦解，叛亂頭目多數獲得政治保障，無罪開釋。極個別性質嚴重會受到法律制裁，但很少判處死刑。
而當下由於官權力的強勢，地方官吏爲掩蓋實事，往往強行推動平叛，同時法律體系的和官吏自我主觀意識，必然首先建立有罪推定和刁民不服王化的抽象說辭，平叛之後的調查多數是走過場，草草收場，甚至欺瞞搪塞，根本不作爲。
於是往往非但不能解決問題，還容易激化矛盾。
沈雲卿提出的第一步條件，是與王柬商量後拿定的注意，汪晨貴對此極爲惱火，他無心給楊思茅、朱公成平反，他只要儘快平息事態，至於怎麼個收場，他不關心。
或者說，他已經意識到某些不可告人之事，企圖掩蓋自己的過失。
田庶仁拿到沈雲卿的條件，隨即趕回朱公成處，詳細道出來龍去脈。
“楊先生，這朝廷還能替咱們說話”
“不是朝廷替咱們是活，是沈雲卿替咱們說話，而沈雲卿現在還是戴罪之身，如此強頂汪晨貴，汪晨貴竟毫無辦法，可見沈雲卿背後有人撐腰，此事興許還有退路。但明日不能讓朝廷的人進城，以免有詐，讓王曦照將虞童送出來便可。”
“如此會否招致朝廷猜忌，陷我等於不利”朱公成擔心道，楊思茅搖頭說
“事已至此，不能再退，再退更爲不利，當做強時當做強，不可示弱。”
“既如此，我即可差人去官軍營中。”
與楊思茅說定計策，黃昏時分消息送到營中，汪晨貴暴跳如雷
“得寸進尺不知好歹，簡直豈有此理”
這時沈雲卿說道
“兵不厭詐，民不信官，豈能令我等入城。既然將虞童押出，其結果一樣，不在於形式如何。”
“一派胡言”汪晨貴嗤之以鼻接着又說“如此向賊寇低頭，要怎樣便怎樣，日後朝廷威嚴何在，還如何服天下。”
“威嚴不是朝廷強喫強作威逼出來的，是法度和人心聚起來的，人心不服，法度如擺設，汪大人縱然是把人頭全砍了，民心不服，朝廷又如何教民服王法。”
“哼”汪晨貴不做迴應，又問王柬“王大人，此事若聽之任之，再生事端，請恕汪不恭了”
“汪大人，這又是何必呢。亂民不讓入城，總不能殺進去吧。如是殺進去，豈不與陛下平息事端之意背道而馳。依本官看，只要虞童出來，此事並無不妥。”
“哼，既然王大人以爲妥當，汪某人不再奉陪。”
言畢，汪晨貴起身拂袖而去。
待其離去，王柬與來人說
“回去告訴楊思茅、朱公成，明日我等需去城下，將虞童緝拿出城，你等不可加害之，倘若有所不軌，朝廷必以重兵圍剿。”
“既如此，在下告辭了。”
“明日虞童出城，本官當即刻提審，而後押解神都交由陛下發落，宣德郎準備如何勸散朱公成、楊思茅，可有應對辦法”
“眼下朱公成、楊思茅起事，最大疑點是虞童是否受人指使，方二虎被殺，是否是鹽工所爲。其實只要證實虞童受人指使欺壓屯墾鄉民，即便方二虎不被殺，也會有其他人被殺，朱公成等人還是會造反。
所以歸根到底是虞童，虞童之事水落石出，如何發落處置朱公成、楊思茅等人也就水到渠成。
以眼下朱公成、皮小五、郭友東等人罪行，如是鹽工與虞童合謀欺壓，他三人舉事殺害鹽工數百人，實爲報復，按律當誅，但虞童受人指使故意行欺壓之事，還致死人在先，如不遏制虞童罪行，便會死更多屯墾鄉民。
同時汪晨貴、趙東庭聽之任之裝聾作啞，朱公成等人無法申訴，故而酌情因罪降一等兩等，不應判死，改爲流配。朝廷若要徹底平息民變，以現在朱公成、楊思茅等人勢力，若不解散，勢必是刀兵之災，其若散去，也算功勞一件，可抵罪行，流配可改苦役，十五年，或十年。
至於楊思茅，他是受人人脅迫，還能識破瀕國人詭計，能保大局不亂，雖設計殺害了惡紳豪強，但這些惡紳豪強平日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受各縣官吏庇護無以懲戒，殺之情有可原。
但是代朝廷行法度乃僭越王法，且還要細查有無草菅人命，此外其連續用計傷及無辜，綜合裁定，至少也是個脅從，不免要坐牢十五年以上。
至於其他人等，雖有殺人，但情有可原，判罰苦役五到十年，或牢獄十年、五年不等。
若是藉以上爲判罰條件，想來朱公成、楊思茅等人自行散去還有些困難，最好罪再降一等，或者”
話到此處沈雲卿若有所思，王柬追問道
“或者如何”
“乾脆一起流配至夷州，令其開疆拓土，同時給其自由，許其在夷州境內往來，但其本人終身無朝廷赦免不得離開，如此也算是一條好路。”
自古發配流放一直是重罪懲戒的措施，多見於戴罪立功和罪不至死等情況，另外還有看你不順眼，皇帝發配等情況。
總而言之，中國古代的發配流放不同於斯大林式的普遍流放。
斯大林的流放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一刀切，主要目的名義上是懲戒，實則是人口遷徙，經營無人區，同時減少政治危害。
中國古代流放從最開始的流放戍邊，在中期變爲單純的法律懲戒手段，不再以一刀切，大搞集體流放，因爲經過幾百年的王朝治理經驗積累，以及國力增強，朝廷完全可以強行遷徙集體整村、整鄉的百姓。
所以流放到後來，變相成爲一種官場上的政治報復和羞辱。
沈雲卿建議將楊思茅、朱公成等人流放至夷洲，也就是今天的臺灣。
一來去夷洲，在當下已經是跟死刑一樣的懲戒，因爲夷洲蠻荒惡劣，開發度不高，瘴氣遍佈，生存環境險惡，此外還有原住民，因此夷洲在官僚集團眼裏是生不如死的地方。
二來加速經營夷洲，有利於日後海上發展，人口無疑是發展的根本，沒有足夠的人口基數，發展根本談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