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綰又一拍桌子，
“你們不授權魯爾經濟區當局使用武力維持治安，我當然不能使用武力。那我就徹底中立，以尊重魯爾地區議會的權威。不管發生什麼，我絕不干涉任何暴力行爲，說到做到。不管是銀行、企業、農莊、建築，如果有人覺得自己的財產是合法合理所得，那就請自己保護。”
接着他對杜福爾伏龍斯喊道，
“把我們的保安安排到國王置地的資產項目中去，可以攻擊衝進來的流氓，但絕不能攻擊街上的民衆。準備馬車，我回魯爾堡睡覺。”
謝綰裝作撒手不管其實也實屬無奈。
魯爾經濟區管委會的保安部隊的兵力名義上就一個排三十人，根本不夠分散到各個機構上去。此時應該採用的辦法，是上街主動出擊，集中打擊領頭的流氓，打掉事件惡化的趨勢，驅散街上的人羣。但如果議會不授權，就只能分散防禦，保護私人財產。
謝綰只期望這些議員比較膽小，能站出來要求維持治安。
有些比較中立的議員也確實覺得，事情演變下去很難說那幫流氓還是不是隻攻擊猶太人，於是開始勸說那些堅決支持反猶行動的議員。但接下來的事情令謝綰十分憤怒議會表決結果仍然堅持不肯授權給管委會使用武力。
無奈之下，謝綰只好讓杜福爾伏龍斯和劉乾相分頭安排保安力量，跟撒胡椒麪似的儘量分佈到所有可能遭襲的機構中。在離開魯爾地區議會廳時，謝綰恨恨的瞪了一眼這棟三層建築，心中暗罵，
“老子總有一天要燒了這個破地方，讓你們這幫垃圾永遠也不敢張嘴。”
正是由於此類掣肘因素和消極態度在德意志地區非常普遍，使各地無法有效遏制事件惡化；而由於維新派的深度參與，這些流氓的行爲還呈現一定組織性和策略性。有些地區的警察部隊在準備好打擊他們的時候，他們突然取消行動，當警察撤退時，他們又鑽了出來。這使本來就莫衷一是的各地行政當局更加有了不作爲的藉口，縱容事件的進一步擴大。
只有個別地方比較堅決的保護猶太人。巴登大公路德維希把大炮都拖到卡爾斯魯厄街頭應對騷亂，他本人也高調的住進了當地一位著名的猶太人家中，這才穩住了卡爾斯魯厄局勢。但這對全國性的反猶浪潮於事無補。
在整個西部德意志中，由於謝綰的開放和猶太金融家的強勢，魯爾經濟區和法蘭克福是猶太人勢力最大的兩個區域，也是這次反猶行動的重災區。
在魯爾經濟區，奧斯瓦爾德的警察顧此失彼，謝綰的兩百多兵力被分散到四個城市，七十多處建築，這導致各處保安力量都不足。即使如此謝綰還是要求謹慎使用火槍，這使得在此後的半個月中，有兩家銀行，六家工廠和二十多家商店被搶劫，一家工廠被燒燬，一名猶太人被打死，十多名猶太人被打傷，還有多名安保人員受傷；而法蘭克福就更慘，謝綰從報紙上看到，猶太街被流氓們闖入，大量商店被搶劫、縱火，猶太人被毆打驅逐，死傷無法統計。
除了街頭行動，輿論也對猶太人非常不利。大量維新派人士，尤其是大學生和教授支持這場反猶活動，其中激進者甚至要求驅逐德意志境內所有猶太人，街頭更是充斥着各種反猶標語，還有大量言辭攻擊親猶太勢力是叛國者。這使得以保王派爲首的親猶太勢力十分被動。謝綰一直以來對輿論都非常忌憚，他命令保安部隊一定要剋制，這使他在這次輿論戰中並未露頭，維持了中立的形象。
不到兩週時間，謝綰已經損失巨大。爲了應付因爲銀行被搶而引發的擠兌潮，在羅斯柴爾德無法提供資金的情況下，他已經拿出了幾乎所有積蓄，並獲得了管委會的幾位大資本家成員的堅決支持，接受他以企業股份質押借款，這才勉強度過難關。
“找死。”
於是每當夜間突發聚衆搶劫事件時，落單或者酗酒的流氓總會突然失蹤，活不見人死不見屍謝綰已經密令劉乾相，爲了不激化事態，不要使用火槍，不要讓屍體出現在大街上，直接用鐵棍打暈或者打死拖走；夜間行動抓住的人綁在遠東部隊的坐船底艙，待事態平息後全部運到鹿特丹港外海，沒死的打死，統統扔海里，不要浪費子彈。
有兩位在議會里跳着腳反對謝綰保安行動的議員也倒了黴。本來謝綰不敢動自己轄區內的議員，誰知道這兩議員興沖沖的要去明斯特搞反猶串聯，被正在四處巡視的謝綰遠遠看見他們的馬車。已經殺紅眼的謝綰讓劉乾相帶着幾個人，騎馬掉在後面五、六百米的地方，等出了魯爾經濟區到了明斯特近郊，不管車上多少人，一通亂槍全部射殺，不留活口，一把火全燒掉。這事第二天就上了報紙，明斯特警察當局被罵了個狗血淋頭。
經過這幾次祕密行動，謝綰突然意識到，謝m1819式由於其射程遠、精準度高、殺傷力大，在這個時代更適合特種作戰而不是大規模作戰。加上自己不可能大規模徵兵，新式武器必須保密，可能以後要更專注於小範圍高效殺傷武器的研發，儘量以斬首方式獲得優勢進而逼迫對手談判結束敵對。
相比謝綰的以暴制暴，羅斯柴爾德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在魯爾經濟區發生反猶行動之後兩天，謝綰收到了阿姆舍爾羅斯柴爾德的來信。信件中，阿姆舍爾表示法蘭克福羅斯柴爾德家族全都安全撤離，但在猶太街上的“紅盾”樓在反猶行動中被燒燬，損失還無法統計。羅斯柴爾德在當地的資產由賽爾父子銀行代管，並附一封委託書，委託謝綰儘快前往主持恢復工作。謝綰看到信件，苦笑一下。他現在連魯爾經濟區的屁股都擦不乾淨，哪兒有工夫去收拾法蘭克福的爛攤子。
正在謝綰每天焦頭爛額，水深火熱的處理持續不斷的反猶行動時，他一直關注的法案緊急出臺。
法案出臺的前奏，是一次祕密會議。反猶行動的第四天，1819年8月6日，德意志地區各邦國在奧地利帝國波西米亞的卡爾斯巴德召開了一次部長級會議。會議在奧地利首相馮梅特涅的主持下舉行，導火索是柯澤卜遇刺、艾貝爾遇刺以及剛剛爆發的反猶行動，柏林朝廷代表舒克曼積極響應。會議持續到8月31日，討論了拿破崙時代後德國監督和打擊自由主義和民族傾向的措施。
儘管會議的決議涉嫌侵犯德意志各邦國的自主權，但是德意志邦聯法院還是在法蘭克福通過了卡爾斯巴德決議，要求各邦國實施四項法律：執行令、大學法、新聞法、檢查法，總體上對過去寬鬆的大學、新聞出版進行了嚴格的限制，禁止了兄弟會，對運動場宵禁，並要求解僱具有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的教授。
這一系列法案出臺後，反猶行動得到了迅速遏制，事態到9月底得到平息。
但這種平息是暫時且隱患巨大的。朝廷這種硬碰硬的做法立即引起了維新派的不滿。全國輿論一片撻伐聲。柏林朝廷根據新聞法，迅速開始整治報紙，警察也開始嚴格控制激進的維新派，從表面上按住了來勢洶洶的輿論。
這更加劇了保王派和維新派的矛盾，朝臣出現了巨大的裂痕。首先便是外交國務大臣弗里德里希馮洪堡被首相哈登貝格解僱。
由於洪堡不停的在各種會議中強烈抨擊內閣最近的做法，使內閣承受了來自王室和大貴族的巨大壓力。哈登貝格數次私下要求洪堡收斂未果，一怒之下讓洪堡滾蛋，洪堡就此被內閣解僱，還失去了退休金。
這拉開了後續一系列內閣人事地震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