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此時攻擊訪歐團最起勁的“華夷派”，是軍機大臣、戶部漢尚書祁寯藻領銜的一衆漢人。其中有力主禁菸的漢缺左都御史、文淵閣大學士卓秉恬、推薦林則徐的禮部漢尚書、協辦大學士杜受田等人；
而據理力爭支持訪歐團的“親歐派”，是滿缺左都御史、兵部滿尚書費莫文慶領銜的一衆滿人。其中有因爲沒割讓香港僥倖留任的文淵閣大學士博爾濟吉特琦善、因主張與英軍議和而被軍機大臣王鼎以死相逼，罵得狗血淋頭的協辦大學士郭佳穆彰阿等人。
這些漢臣其實個個滿腹經綸、忠君愛國、政績卓著且頗有清名。他們痛恨鴉片戰爭後借議和上位秉國弄權的穆彰阿，也因此對攀附穆彰阿的曾國藩以及禍亂清國的英國人深惡痛絕，加之骨子裏天朝大國的心態爆棚，自然看不慣張口閉口“英吉利”“德意志”的訪歐團；
而那幫滿人雖說也讀了不少聖人的書，卻不大信孔夫子的邪，大多是在官場上經常辦事不利，仕途起起伏伏的官痞。官痞有個特點是欺軟怕硬，還有個特點是見風使舵。見到英國人強悍，又在五口通商中撈了不少好處，這些滿官當然要力主與西洋人交好，穆彰阿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不過，滿人裏頭琦善還算是真有見識的，而文慶更算得上是道光末年最傑出的滿官。原時空中，在遭遇太平天國時，他曾力主使用漢臣，言道，“當重用漢臣，彼多從田間來，知民疾苦，熟諳情僞。豈若吾輩未出國門、懵然於大計者乎”隨後啓用了包括曾國藩等一大批漢官。晚清漢臣主導政局，爲清國延命六十年，當自文慶始。
這倆人支持訪歐團，是實在看到了清國的落後他們骨子裏的天朝大國心態沒漢臣們嚴重，更多的是着實爲滿人的統治憂慮，倆人的做派都暗合了謝綰所推崇的實證與功利主義。
漢人自尊自重而因循守舊，滿人首鼠兩端而從善如流，歷史有時候就是這麼荒誕。
當然了，“華夷”“親歐”兩派也並非完全因漢滿而涇渭分明，實際上雙方也都有漢有滿。由此，清國朝堂上掀起一場大論戰，政爭的意味嚴嚴實實蓋住了訪歐團此行的價值。
論戰的核心並不是歐洲是否值得學習，而是對立方是否有私心。“華夷”派大談華貴夷賤，學習歐洲是蓄意擾亂華夏正統的“亂臣”；“親歐派”則說歐洲先進，反對學習歐洲就是不顧朝廷安危沽名釣譽的“佞臣”。
這種誅心之論也是古中國朝堂的一大弊病，重“是非”而鄙“功利”不管有沒有好處，先分出個是非曲直來。浪費了大把時間和國帑。
這種扯淡的辯論，在皇帝眼裏是防止大臣們過於團結的一個妙招。一般情況下兩邊都只會被申飭，嚴重點降一兩級發到地方上去反省，也就不過如此了。至於辯論的主題本身，一般會採用個和稀泥的法子，“看起來像是辦了，也像是沒辦。”
於是訪歐團力薦向西方學習這件事，皇帝也就看起來像是支持，也像是沒支持。
既然訪歐團在歐洲受到了高度禮遇，那麼對在清國的歐洲人也要好一些，道光皇帝張口就恩賜免了一年商稅，並允許歐洲傳教士可以在向官府報備的情況下進入清國內陸。
然後纔是向歐洲學習的事。
說是學了西方，朝廷確實做了一些實事。
比如准許在通商口岸建立西學圖書館，並聘請夷人來圖書館擔任講習，傳授西方學說，但錢必須由商人們自己掏；准許工部派人到西方學習槍炮技術以充實軍備，經訪歐團建議前往萊茵；理藩院設立“同文館”，負責官方翻譯；允許兩江、閩浙、兩廣根據實際情況在通商五口之外建立各種歐式企業。
說是沒學，這些舉措在執行層面被“華夷”派給壓得死死的。
在西學圖書館掛名學習的人三年不可以參加科舉不參加科舉的人有幾個識字新辦企業須地方允許，不得因爲聲音和霧氣影響風水、擠佔糧田兩江、閩浙、廣東都是丘陵居多，不讓佔田，工廠難道開到山裏去新辦企業商品須同外國商品徵稅此前通商五口民間所辦企業的商品進入內陸，按這個說法其實算是走私。本來模模糊糊不用交稅的，這回倒硬被塞上一筆稅負。
曾國藩、文祥等人看到這個結果氣不打一處來，但他倆人官微言輕，也只能被動接受。
謝綰看完清國送來的情報中關於朝廷鬥爭的內容，也只能長嘆一聲。
在清國做官就是這樣，你得帶着枷鎖起舞，這樣還能做出成績，你就算是個幹吏，前途也是光明的。深諳此理的“親歐派”雖然惱火，但還是接旨埋頭幹了起來。
就像謝綰囑咐曾國藩，“寧可三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這世間大量的事是幹着幹着才找到出路，空談是沒用的。
這一歷史時期橫跨度道光、咸豐、同治三朝三十年，走走停停，但矢志不渝，直到核心人員相繼去世，歷史出現巨大改變纔算終結，史稱“道同維新”。
於是在兩江和閩浙總督的支持下，廈福寧上四個通商口岸紛紛擴大口岸區域，開始按照“魯爾經濟區”的模式建設經濟特別區。
不允許影響風水，就花錢買通風水師；不準擠佔糧田，就找商人先正常買下糧田做宅基地，然後改建成工廠，實在不行就在上海浦東的灘塗上圍海造地；
要對商品徵稅，就按到貨數量核個最低稅，反正徵稅事務是在南洋鎮手裏，後來乾脆每個貿易商每年固定交一筆銀子應付朝廷了事。
西學圖書館在各地涉外商家的鼎力支持下，很快建立了起來，由於想走正途的讀書人不敢來求學，親歐派乾脆又開設了附屬免費的識字學校，讓那些沒錢讀書的或者是家庭出身不好走不了正途的百姓來讀書，並且按學徒性質，三年學徒，兩年效力這些孩子從一個大字不識進入識字學校，到五年後成爲通曉一兩國語言，掌握一些生產技術的產業工人，進一步成爲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都成爲“道同維新”浪潮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