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王笑道：“這有什麼不高興的？以史爲鑑嘛，孤王覺得現在多聽聽這些也是有好處的，你說是不是？”
蘇超朝着裕王抱了抱拳，他知道裕王的意思是如果自己說得好說得對的話，等裕王當了皇帝，自然可以嘗試着改變了。
“那好，那臣就大膽的說了。”蘇超說道：“如果殿下覺得臣說得不對，儘管指證。”
裕王笑道：“你只管說就是，對與不對的，孤也不會說什麼，孤王今日就是豎着耳朵聽就是了。”
蘇超謝過了裕王，這才說道：“大宋立國之初就有了治國的基本原則，就是防止武將篡權。
這也怪不得宋太祖會這麼做，因爲大唐之後到大宋建立之前，整個時期就是武將興風作浪的時期。
武將手裏有兵，就可以不受天子節制，甚至可以自己造反當皇帝，趙匡胤本人就是這麼幹的，所以他最怕別人也這麼幹，杯酒釋兵權就是發生在這個歷史背景下。
整個大宋時期，朝廷對武將都是非常壓制的，武將稍微有點軍功，就會有一大堆大臣提醒皇上要提防武將，防止尾大不掉之勢。
別人不說，就是活狄青吧，此人忠心耿耿，是大宋前期期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名將了，也是在種種的猜忌下鬱鬱而終。
其實大宋在南遷之前的一百六十多年，基本上沒有遇到過大規模的戰爭。
澶淵之盟後，宋遼交好百年，兩邊的軍備都廢弛的厲害，一百多年的時間，就沒打過像樣的仗，國家承平日久，自然會危機遍佈。
與此同時，大宋這邊還是在接連不斷地搞着朝爭，諸如范仲淹、王安石、蘇軾、司馬光之類，哪一個不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
然而他們在政治上的理念分歧很大，也是互相整啊，所以我們會看到他們在貶官某地後所寫的佳作。
比如范仲淹貶官後寫成《岳陽樓記》，王安石貶官後寫成《泊船瓜洲》，蘇軾貶官後寫成《江城子?密州出獵》，司馬光自貶後編成《資治通鑑》。
由此可見，他們在當政的時候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朝爭之上，真正爲國爲民的事情並沒有做多少。
還有就是靖康之變後擄走的不僅僅是那些皇族，還有當時全國最頂尖的那些治國精英，他們被擄走，其實也就相當於宋朝的文脈斷了。
南遷之後，大宋的朝廷可以重建，皇帝可以重找，但是這文脈，那是重建不起來的。
既然文脈已斷，那就只能再造文脈，然而，再造文脈的這個人，並不是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樣的大家，而是秦檜這樣的奸臣小人，可想而知，大宋南遷之後國內的氛圍會是怎樣的一種狀態？
那些我們熟知的奸臣，如史彌遠、賈似道都是秦檜一脈相承的，他們延續的不是大宋的文脈，而是秦檜這個奸臣的文脈，然後有樣學樣，陷害忠良，惑君誤國。
大宋南遷之前的軍事實力弱，那是因爲久疏戰陣，邊境安定，國家承平日久，去當兵的都是一些犯人和社會閒散人員，人數雖多，但戰鬥力很弱。
而大宋南遷之後的軍事實力並不弱，自從靖康之變後，漢人的尚武精神就被再次激發了出來。
嶽元帥的軍隊那是所向披靡，是漢人在面臨存亡危機時的一次大反彈、
後期也是名將輩出，吳玠、劉琦、孟珙、王堅都是戰功卓著的抗金抗蒙名將，如果當時大宋朝廷能有幾個像大宋之處時間那樣的名相，局面可能就是另一種情況了。”
蘇超一下子講了很多，足足講了有半個時辰，徹底的分析了大宋亡國的根本，而且講得十分透徹。
裕王也是聽得極爲認真，兩個人棋也不下了，就是一邊喝着茶，抽着煙，任由蘇超敞開了聊。
這次蘇超也是聊得極爲痛快，他到了大明之後，還從來也沒有跟任何人聊這些國家層面的大事，頂多就是跟嘉靖皇帝就事論事的聊聊而已。
裕王也是一樣，雖然他的老師不少，伴讀也有幾個，但是從來也沒有人給他從歷史事實的角度講這些東西。
特別是蘇超在講述過程中提出來的那些觀點和見解，更是他沒有聽過，就更別說想過了。
因此對他來說，蘇超對大宋的講解和分析，不但令他耳目一新，同時是發人深省的，讓大對國策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個看法。
他的老師們給他講的更多是帝王術，沒有人給他深度剖析治國理念，因此蘇超講的這些，讓他聽得極爲入迷。
“殿下，大宋後期若是能善用宰相的話，也絕對不會落到破國的地步。”蘇超說道：“當然，這都是歷史了，已經發生的。
因此臣講這些，就是希望殿下能夠知道，一國之興衰是有很多因素的。
咱們大明要想興盛不衰，就要避免大宋曾經出現的局面，這也是以史爲鑑嘛。
臣今日大概也就能講這些了，等有時間了，臣再跟殿下聊聊大唐的興衰，臣想殿下總能在這些故事裏得到一些東西的。
臣今日斗膽了，講得不妥當的地方，還請殿下見諒。”
裕王嘆息了一聲，說道：“超哥兒講得很好啊，本王的那些老師從來也沒有給孤王講這些，以後超哥兒還是多給孤王講講，孤很喜歡聽。
特別是你對大宋執政的利弊分析，極爲透徹，孤王都記住了。”
蘇超笑道：“殿下，只要您願意聽，臣有機會再講個殿下聽就。
如今我大明的武備可不是大宋可以比擬的了，因此臣覺得我大明現在要做的就是富民強國。
只要國力夠了，武備精良了，咱們大明江山誰還能動得了？”
兩個人又聊了好一會兒，見天色已經大黑了，蘇超這才告辭。
等着蘇超被僕役帶着離開了書房，裕王便對屏風後面笑道：“先生，您出來吧，冠軍侯已經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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