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並不打算一路疾行，而是要把沿途的各大州府都看一下。
從滄州城開始，然後是濟南府、大名府、開封府、淮安府、揚州府、南京、蘇州府和杭州府。
然後在杭州府上船，沿着海岸線南下，繼續巡查寧波府、台州府、溫州府、福州府、泉州府，最後在廣州府上岸，再從陸路回去揚州府。
蘇超之所以定下這樣的一個巡查路線，就是想要了解沿海各州府的實際情況。
同時他也要先看好開海市以後，要在哪幾個地方先設立海市衙門。
蘇超之所以在山東一掠而過，並不多做停留，是因爲山東自成祖皇帝之後就極少遇到倭寇的侵襲。
山東、河北之所有極少遇到倭寇侵襲，一是因爲永樂大帝將都城北遷到北京以後，大明的政治中心也跟着背移，朝廷在山東河北等地的防禦力要遠遠的大於南方諸省。
二是到了嘉靖朝的時候中國已經是一個人口過億的國家，而對面的日本，則大約兩千萬，這八千萬人，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互補市場。
由中國，即江蘇和浙江提供生絲、絲綢、瓷器、蔗糖、藥材、書籍以及其他工藝品。
福建提供鐵器、鉛吹灰法原料、生絲、蔗糖和瓷器等，
日本則向中國提供硫磺、銅、銀、金、刀具及其他工藝品。
就是山東一線不怎麼受襲擊的原因，日本需要的東西，大部分在東南，而中國北方只有鹽、鐵器和棉花在日本具有競爭力，而這些在福建和江蘇都有，
至於廣東，很簡單，離得遠，況且別人主要做東南亞的生意，耕地又足，只有在“倭寇”們往南跑的時候，才受到波及。
然後就是運輸技術了，也就是船。
嘉靖倭寇之所以在性質上一直被人詬病，是因爲在整個倭亂時期，日本就沒有辦法制造出適合在東海海運的海船。
日本有海船，但問題是這些船隻能在日本沿海以及瀨戶內海使用，不要說直行東海，就連過對馬海峽都是一個問題。
而大明，儘管在海禁的衝擊下，嘉靖時期的造船技術已經受到巨大破壞，可是，在宋元兩朝的積累下，還是比日本有着不少的優勢。
例如在嘉靖朝的時候，大明還能夠建造四百料以上的“大船”。
正是因爲經濟這個先決條件，再加上地理原因、技術因素，控制這條價值億萬兩白銀貿易航線的，基本爲浙商和閩商。
浙商好理解，因爲大部分輸日商品產自江南地區，而中國到日本的最近、最有價值的航線，就是從宋代開始，從浙江寧波，到九州博多的直行航線。
而福建，則是因爲硝石等東南亞商品暹羅輸日，必須經過福建，並且鐵、鉛、茶、糖等，閩商是既浙商後，第二個強而有力的控制者。
同時，因爲商人的自身原因，所需商品，必須從本地購買。
還有就是浙江和福建的外海有更適合倭寇和海盜生存的空間。筆趣閣k .hoennk.
河北山東並沒有這樣有利條件，這些沿海省份的外海島嶼較少，很容易被針對。
而福建爲什麼會遭到“倭寇”的關照呢這和當地的的特殊問題脫不了關係。
第一是不在同一緯度，商品貿易不需要同一緯度，事實上，越是人無我有，越是有利可圖，便越有人進行販賣。
第二是沒有東北風，中國帆船是硬帆縱帆船，不需要順風，只要有風，膽子夠大，就能到處航行，並且黑潮是從福建流向日本的。
第三是福建地狹人稠，土地貧瘠。
正是因爲地狹人稠，土地貧瘠，才需要通過海上貿易獲得資源。
中國人，尤其是漢人，是一羣極其忍耐，安土重遷的民族，不到非不得已，是絕對不會想到外出謀生的。
嘉靖時期的福建，已經到了人口必須要轉移的時候了，而海運、礦山、手工業則爲這些剩餘人口提供了難得的謀生機會。
正是因爲以上原因，福建的工商業發達，民間海運和海外貿易也發達，這纔是福建成爲了倭寇重點照顧的地方。
對於倭寇產生的原因，蘇超很清楚，他在前一世的時候就知道在十五世紀七十年代起到十六世紀間，日本處於長期混戰的時代，進入各自割據的“戰國時代”。
正因爲戰亂，日本政府對海上貿易已經失去控制權。
由於各地封建領主的殘酷剝削和不斷的戰爭，破產的農民，失職的官吏，失業的流民，戰敗的武士，無業的浪人，在各地領主的支持下，紛紛競向海外求出路。
他們在某些中國人的導引下，集中乘船到中國沿海進行掠奪。
這些人數量衆多，動輒船幾百艘，其破壞性之大簡直無法想象。
儘管當時日本的手工業已經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得以獨立發展，但尚不發達。
日本的許多生活必需品如絲、布、鍋、針及藥材等都靠中國供給。
據史料記載：“大抵日本所須，皆產自中國，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
其他如饒之瓷器，湖之絲綿，漳之紗絹，松之棉布，尤爲彼國所重”。
因爲如此，當中國貨物缺乏時，價格大漲，如嘉靖以後“中國綾羅雜燴，其土不蠶，惟籍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綢匹，服之以爲華好。
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價值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
如絲每百斤值銀五、六兩，而在日本其價格是在中國的十倍。
正是因爲這種現象的存在，刺激了日本封建領主、貴族、武士、商人的貪慾，他們紛紛競向中國貿易。
這種商人兼海盜的倭寇掛着八幅大菩薩的旗幟，衝破室町幕府和明朝的聯合規定，來中國進行掠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