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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四四章共同發財

    “臣明白了!”

    “明白就好,作爲帝國的首相,解決任何問題不能太簡單粗暴,治大國若烹小鮮,治國當慮百年事。三五十年內,我們需要丁口有高比例的淨增漲,但在三五十年之後,這種高比例的淨增漲,是不是還是合宜的?你都要考慮到。不能此時頭痛醫頭,三五十年後再頭痛醫頭,”

    全旭笑道:“大明現在是超級大國,有億兆百姓,有任何差錯都會給百姓造成重大的損失,就像人口問題,提升人口有很多種方式,而降低生育年齡,依靠法律問題來制約民衆,不僅僅是最愚蠢也是最混賬的行爲,權力可不是這樣用的,老百姓不是木偶,不是傀儡,他們都會思考的人!”

    “臣受教了!”

    導致當世高夭折率的因素很多,營養不良、衛生條件差、生活習慣不良、抵抗力弱而醫療條件差,世人多子對幼兒照料不足,都是高夭折率的重要因素。

    特別是全旭實施新政,包括城市的建設,即使沒有條件實現現代城市體系,也基本上是照近代工商業城市進行規劃、設計。特別是環境衛生工作的治理,小小的衛生環境治理,可以杜絕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疾病和百分之九十的疫病發現。

    全旭的新政一旦實施,甚至沒有刻意的去重視高夭折率的問題,就彷彿發生奇蹟似的、高矢折率立竿見影的降了下來。

    大明帝國想要最終奠定根基,沒有人口上的優勢是不行的。同時,密集的人口,能保證新興產業獲得足夠多的剩餘勞動力以及足夠龐大的銷售市場.

    人口多有好的一方面,而一旦人口超量,消耗資源過多、國內矛盾將循環激化的弊端就會日益暴露。

    在後世,全旭其實也遇到過非常多的無奈。7K妏斆

    就像計劃生育政策,早在建國之初,天朝的嬰兒夭折率在百分之二十左右,人均壽命不足四十歲,建國後很快就進入了人口的調整增長期。

    隨着天下太平,社會安定,醫療條件的提高,人口增加的速度逞爆炸式增加,可問題是中國的土地是有限的,糧食的產出是有限的,不可能無限制的增長,過多的人口,也會使土地所產出之米糧不足,兼之兼併橫行,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不會平衡之道,天災人禍皆能掀起滅國之災難。

    在那種情況下,只能進行有計劃的生育。

    至於眼下,全旭更不怕人口增漲過速,他所行的對美洲的殖商滲透政策,以及北非的吞併政策和天竺的洗劫政策,也恰恰也需要輸出大量的剩餘人口。

    全旭也是出於種種複雜、甚至彼此矛盾的考慮跟權衡,遂將人口過剩的隱憂壓下不說。

    不過,對於政務院的意見,他還是以客觀公平的態度進行評價:“因公而有爭議,是好事,討論得越徹底,將來出問題的可能性越小!”

    沈明澤充基量是中人之資,不過,他卻有一個優勢,努力學習,擅長舉一反三。當然全旭爲他定下了“首相當慮百年事”的基調之後,他就在政務院內部工作會議上,學習了全旭用數據調查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

    首先就是藉助皇家學院的資料和人力,進行了從秦朝到大明朝逾一千七百餘年間,山西、陝西、河洛地區共出現一千兩百多次旱年。

    但是,大規模旱災,共計十三次,而黃河溢口、漫決、改道之災,近四百年,要遠較陳宋朝以前爲頻。

    經過這次數據和資料的對比發現,隨着這三四百年以來,旱澇災害自然災害的頻率比宋朝之前增加了三倍有餘。

    大明從來不缺乏聰明人,在發現這個問題之後,沈明澤等內閣大閣開始連續坐陣京城的皇家學院,針對這個問題邀請學者和教授進行討論。

    這次學術性的討論,還有外籍人士加入,分別是參與過徐光啓修撰《崇禎曆法》的湯若望、龍華民(意大利人),羅雅谷(葡萄牙人)、鄧玉函(瑞士人)等人。當然,更多的則是來自大明各地的學者,以及專業人士。

    數據是不會騙人的,中國的歷朝歷代,皆設太史。西周、春秋時太史掌管起草文書,策命諸侯卿大夫,記載史事,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曆法、祭祀等,爲朝廷大臣。

    太史會記錄下來各種史料,就是因爲這種史料的存在,可以更好的瞭解西周以至秦漢以來,歷朝歷代的情況。

    根據這些史料發現,黃河改道、變遷甚至、溢口、漫堤與北方旱災都提高了將近三倍,另外是一個問題是關中地區。

    就像西安城,也就是長安,有的歷史說是十七朝古都,有的則認爲是十三都,有的則認爲是六朝。各種觀點,其實說的都是一件事情,斷代不清,基本上都勉強可以站得住腳。如果以最客觀的角度來說,長安就是六朝古都。

    爲什麼在唐朝以後,長安就不再被當作國都了呢?

    就這個問題,以及氣候變化,這種種事,與關洛地區耕地過度開發、林草銳減有直接關係。世人並不缺乏遠見者,西北地區生態惡化的問題,也不是今天才發現。

    就像後世,只要是自駕車經過函谷關和潼關,就難以理解,爲什麼秦國可以以函谷關以拒東方六國百萬大軍?

    函谷關的所謂涵道確實狹窄,可是兩側的山頂都可以通行?難道關東六國就不知道從山上繞行?同樣的問題,當時函谷關兩側是桑稠塬,生長着天然桑樹林,幾乎寸步難行。

    可惜,到了唐末那裏的桑樹已經被砍伐殆盡了。

    經過這一些的變化,大明的皇家學院開設了新的研究課題,如《論關洛水旱事》,另外《災害與環境》。

    就是這幾年在鼎新朝旱災減少,因爲全旭廢除了天人感應的理論,不再需要用神化自己,在漠南漠北,遊牧民族消失之後,其實也不算是消失,主要是改變了他們逐草而居的生活習性。

    中國曆朝歷代,能夠控制遠東和瀚海的朝代不少,然而,無一例外都存在着治理方面的隱患,全氏大明不僅向北方各省移民,同時是禁牧制,等同於在諸胡及羌夷外族勢力頭上加一道箍,嚴格限制其勢力的壯大,這點很受軍方的支持。

    遊牧民族養羊,而且以山羊居多,山羊的生活環境比較差,形成相應的生活習性。山羊的取食能力強,生活適應性強。草根的幹物質含量比葉莖部分多。營養更豐富。在休眠期間草的營養主要蓄積在根部。

    於是,就造成了這樣的結果,遊牧民族只要人口增加,北方的草原生態系統被破壞之後,就會引起環境惡化,也會引起遊牧民族與中原的農耕民族進行爲了生存的殊死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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