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這些投資的人不會那麼傻吧，爲什麼會上當，爲什麼不調查清楚後再投資。”
“哥哥，那他有什麼具體的手法嗎？”
張子健笑着講解沈福的高招。
騙子當然不好當了，還需要各種宣傳和支持，還有實際的利益付出等等，再說國內絕大多數人哪裏知道龐氏騙局的事情，信息封閉和不對稱。
最關鍵的是他把握住人心，人的本性是貪婪的，佔便宜的心裏，還有前期拿到高利息的誘惑和瘋狂。
沈福首先是承諾高額回報，而且最早投資的人在早期都收到了高額利潤，更是刺激了後來的人，無論男女老少均可與長城公司簽訂“技術開發合同”，投資額從三千元起，上不封頂。
他承諾投資人可以隨時提取自己的資金，承諾“按季支付補償費”，每年補償率達百分之三十，比銀行儲蓄利率高的多。
沈福與投資者簽訂虛假技術開發合同，投資者並不知道與長城公司簽訂的所謂合同，只不過是用來矇騙人的招牌，如同幾張廢紙，合同中承諾公司一年內將產生一億元的產值，但從第一份合同簽訂之日起的半年時間裏，他的公司只售出電動機幾十臺，價值不到承諾產值的百分之二，所謂的電機開發完全成了騙人的幌子。
第三是弄虛作假，指使有關人員開出兩億元的假髮票，頻繁地向某分公司調撥資金，製造某分公司經營效益好的假象。在沒有一分錢銷售額，沒做成一筆電機生意的情況下，向稅務部門“主動”繳納了一千一百多萬元的稅金，欺騙投資者和有關管理部門，而且謊稱公司股票將來可以上市等等。
沈福善於宣傳，他被媒體稱譽爲“改革人物”，長城公司也被媒體打造成受人尊重的“高科技企業”，唱讚歌的媒體在長城公司集資的過程中，發表了過多篇長篇報道進行吹捧。
據說長城公司在公關上不遺餘力，聽說光是紅包攻勢就花費了三千萬，同時聘請了一百多位公司高級顧問，由此構築起了一個強大的關係網。
冬妮婭聽了這些話後，想了想後說道：
“哥哥，騙子確實不好當，底層老百姓根本無法辨別真假，與國內現在的金錢崇拜有關係吧，俄國現在更是認錢不認人，有錢就有一切。”
“俄國政府不行了，不管事了，那政府呢，看到這種情況不管嗎？”
張子健回答道：
“有關部門已經逐漸察覺了長城公司異常的活動，針對擾亂國家金融秩序和損害投資者利益的一系列活動，在今年年初，銀行發出了有關長城公司亂集資問題的通報，認爲是變相發行債券，且發行額大大超過其自有資產淨值，擔保形同虛設，所籌集資金用途不明，投資風險大，投資者利益難以保障等內容，並要求該公司限期清退所籌集資金。”
“對此沈福非但不執行要求，反而到處散佈流言，欺騙要求清退集資款的羣衆，並向法院起訴銀行，今年的三月末沈福連續在京城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聲稱因政府幹涉，公司難以經營，要向國外拍賣，同時還宣佈，將投資者的年利息率提高到驚人的百分之四十八。”
“聽說在今年的三月三十一日下午，沈福攜帶着三張假身份證和一皮箱的集資款準備逃到國外，在首都機場被警方截獲。”
實際上張子健與冬妮婭說的這些基本上都是他前生所瞭解的信息，當年此案披露後才逐漸透露出各種具體情況。
今生此案剛剛發生，沈福剛被逮捕，許多內幕情況不得而知，張子健講的順嘴了，很多今生不可能瞭解到的詳細信息都講了出來，也就是唬一唬冬妮婭這個小傻瓜而已。
但有一些情況不能講，因爲還沒有發生。
歷史上沈福被抓後，有關部門成立檢查組，開始對長城公司進行檢查。
長城公司案涉及的二十二個省、市、自治區也相繼成立了檢查組，對其所屬的一百多個分支機構實施全面檢查，發現公司集資款項流失十分嚴重。
當年根據香港《文匯報》的報道，有多人因此案受到牽連。
法院於一九九四年三月四日判決，被告人沈福犯貪污罪，判處死刑，犯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
沈福被處決之後，中國開始金融立法對集資行爲進行管制，通過商業銀行法首次提出“非法吸收公衆存款”概念，確立了行政取締與刑事懲罰雙重規制的基本模式，一九九五年被稱爲中國金融立法年。
沈福案與隨後發生的無錫鄧非法集資案，因其所處的特殊時代環境，已成爲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資本的一個縮影。
……
一路上與冬妮婭用俄語聊着天，不知不覺就到了目的地。
張子健與冬妮婭付完車錢後下車，感覺來到了城鄉結合部，有樓房但不高，甚至還有平房存在，也沒有什麼新建的建築。
他們按照丁一的住址打聽了一下路邊的行人後，來到了一座四層灰色的舊磚混結構樓房下，丁一的家就在一單元三樓一號。
張子健帶着冬妮婭上樓來到三樓一號門前敲響了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