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昕還有一個想法，那就是棉花，但眼下棉花還尚未推廣，他即便掌握了技術，也是無米下鍋啊，所以他再三思索後將目光瞄向了茶葉。
自古以來，關乎國民生計的重要物資，一向都是由官方壟斷，最常見的就是鹽鐵專營，但還有一樣東西，它不是生活必需品，但卻也納入了官營，那就是茶葉。
茶源於我國，但飲茶始於何時？據《茶經》記載，“茶之爲飲，發乎神農氏，聞於魯周公”。從神農時代開始發現茶可以作爲飲料算起，至今已有五千年的歷史了。
茶在中國歷史上，主要有三個用途，分別是祭祀、入藥、食用。
西周時，茶是用來祭祀的，東漢華佗《食經》中記載：“苦茶久食，益意思！”記錄了茶的醫學價值。
當然對於喝茶起源於何時，大家的看法都是不一樣的，有的說起源於漢代，也有的說起源於六朝時期，但毫無疑問的是茶興盛於隋唐時期。
古人是牛逼的，據唐代陸羽著《茶經》記載，不但形成了飲茶藝術，而且把儒佛道都融入茶文化中。
因爲茶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的功能，所以起先，寺廟最爲崇尚飲茶，在寺院周圍種植茶樹，制定茶禮、設茶堂、選茶頭等禮節，唐代形成的茶道分三類，即宮廷茶道、寺院茶禮、文人茶道。
但到了宋代，茶文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且宋太祖趙匡胤極爲愛好飲茶，在宮廷成立茶事機關，而且分等級，茶的禮儀已經成了禮制，賜茶已經成爲了皇帝籠絡大臣們的一種手段。
在趙昕看來，鹽關係到天下蒼生的性命，而鐵則是兵農之本，古代製鹽技術不夠發達，且交通運輸不便利，所以將鹽收歸國有，也是無可厚非的。
但將茶這一消耗品，收歸國有就有些說不過去了。
後世市面上司空見慣的茶葉，從晚唐時開始被納入官營，成爲“茶官榷！”宋朝也繼承了這一制度，不繼承不行啊！因爲老趙家的坑爹制度，每逢災民四起，就選取精裝編入禁軍，如此一來，朝廷捉襟見肘，自然不肯放過茶這個獲利不非的商品。
宋朝承晚唐、五代之制，在水陸交通便利的六個地方設立榷貨務，即江陵府、漢陽軍、蘄（qi）州，無爲軍、真州、海州，又在茶葉的主要產區淮南設有十三個山場，這六務十三場負責徵購、儲存、和批發。而開封設立的榷貨務只負責批發。
在宋代，茶農們被稱爲“園戶”，隸屬於十三個茶場。官府每年會提前發放一些錢給園戶，稱爲“本錢”，園戶則按照官府配給的數額進行茶葉種植、採摘和加工。也就是說不是自己想種多少就種多少的，一切得由官府說了算。
而製作好後的成品茶，一部分作爲茶租上繳給官府，剩下的則由六務十三場收購，不得賣於別人。在抵扣了本錢和茶息之後，園戶們才能獲得一定的收益，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古代無論種植什麼，基本上都是靠老天爺喫飯，一旦收成不好，園戶們不但要如數償還本錢外，缺額部分的茶息也要照付不誤。
官府就相當於一級代理，壟斷了定價權和經營權，不允許茶商與園戶直接交易，而二級代理，茶商們可以自主定價、自主經營。
宋朝太宗和真宗時，對茶官榷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最終都未能改變其國家壟斷的性質。
站在官府的角度來講，官府作爲一級代理商，能獲取絕大部分的利潤，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但由於官府幹預過多，茶葉市場的活力不足。
首先，園戶未能完成官府派給的種植任務的話，茶息卻還是要照付的，如此一來，搞得一些園戶入不敷出，只能靠“貼田賣屋”來抵償，無疑增加了百姓的負擔和從業風險，
其次茶商們和官府做生意往往會處於劣勢，爲了得到新茶，就得到處巴結送禮，而且官府每年都會根據市場來調節茶的價格，大頭都被官府拿走了，剩下的利潤又太薄了，所以茶商們缺乏積極性。
官府很聰明，不管怎麼樣，它都是穩賺不賠的。但排除六務十三場的管理成本，運輸成本，倉儲成本，損耗成本，還有打擊走私的執法成本後，細算下來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由於市場活力不足，所以往往是供大於求，茶葉積壓嚴重。在趙昕看來茶官榷於官、於商、於民均有諸多弊端，就是一個三輸的局面。
宋仁宗當政時，圍繞廢罷茶官榷的問題討論了好幾回，景祐三年，時任權叛戶部勾院的葉清臣給宋仁宗算了一筆賬：在景祐元年一年內，官府所獲得的的茶息是59萬貫，茶租是34萬貫，但官府從茶商處收的稅卻高達57萬貫，於是葉清臣建議改官榷爲通商，如此一來官府不但節省了成本，而且光是收稅就能獲得幾倍的收益，何樂而不爲呢？
但不知道怎麼得，一幫大臣們研究了好長時間，都以爲不可行，所以廢除茶官榷的動議只能擱置下來。
慶曆三年，朝廷又開始討論“弛茶鹽之禁。”但當時的一把手范仲淹卻認爲眼下朝廷政缺錢呢？把茶禁放開，等同於讓利於商，朝廷缺了這項收入，最後還是會分派到農戶的頭上。范仲淹本着“與其害農，還不如對商賈加以控制！”
所以即便是商業發達的宋代，重農抑商的思維慣性還是根深蒂固的。
等到慶曆四年，朝廷財政寬裕的時候，范仲淹卻早已被貶出京城了，正是應了那句話：“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有些事情一旦錯過了，便再也沒有辦法從頭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