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棟建築的特殊意義在於，它雖然是在莫斯科市內，但卻不是屬於蘇聯的部門，當然，在這個建築內工作的部門，其主要工作還是需要接受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指導的。
是的，這棟建築內的部門名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其所領導的就是共產國際，也就是第三國際。
其實，自從戰爭爆發以來，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受反法西斯戰爭的影響，共產國際的實際運行已經陷入了停頓，其部門雖然還在，但已經不具備任何意義了。
在莫斯科，有很多人都在建議解散“共產國際”，對外界的宣傳，是說爲了給予各國共產黨、工人黨更多的自主權，以發展起反法西斯運動，但歸根結底，其實還是爲了避免刺激英美等盟友，畢竟現在的局勢不同了，聯盟與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已經降到了次要位置，主要的矛盾已經成爲自由民主國家與法西斯國家之間的矛盾。
在曾經的歲月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可是一個很熱的部門，其每年也能得到來自聯盟的大筆資金支持，但是自從戰爭爆發之後，這裏就徹底冷清下來，它就像是被丟到角落裏的一份舊報紙，再也沒有人前來光顧了。
維克托在正門前下了車，讓隨行的警衛與瓦連卡在門外等着，而他自己一個人邁步走上樓前臺階，在向兩名警衛出示了自己的證件之後，緩步走進大樓正門——維克托在這裏使用的證件上，標註着他來自總參通信總局，是副局長的身份。
隨着維克托調往總參情報局，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對外情報局以及總參情報局都進行了一系列更名改組，原來負責內務人民委員部對外情報局的是梅爾庫洛夫，如今換成了帕威爾·米哈伊洛維奇·菲京。而總參情報局則更名爲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爲了掩護身份，維克托可以使用總參下屬各個部局的副職身份。
有意思的是，菲京在接手了內務人民委員部對外情報局的工作之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並不是調整人事，也不是做出什麼整頓，而是直接將對外情報局遷出了盧比揚卡2號，搬到了亞先涅沃，等於是把這個重要的部門分出了內務人民委員部。也不知道他是怎麼做通貝利亞同志的工作的。
走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大樓，維克托順着樓梯直接上了三樓，最後到了主席辦公室的門口，辦公室的房門上，懸掛着主席同志的銘牌：格奧爾吉·米哈伊洛維奇·季米特洛夫。
伸手在房門上敲了敲，維克托正想伸手將房門推開，那兩扇閉合的房門卻已經搶先被人從裏面拉開了，一個看上去三十來歲的年輕人站在門內，有些詫異的看着門外的維克托。
“我是維克托·維克托羅維奇，來自總參謀部，”維克托拿出自己的證件，遞到年輕人面前，說道，“之前已經聯繫過了格奧爾吉·米哈伊洛維奇同志，請問......”
“啊，是維克托上校來了嗎？”他的話還沒說完，房間裏已經傳來一個有些蒼老的聲音，“請進，請進，從昨天接到電話我就在做準備工作了，現在終於等到你出現了。”
聽了這個聲音，擋在門口的年輕人急忙讓開路，將維克托讓了進去。
從門外一步跨進去，維克托就看到在這個不是很寬敞的辦公室裏，一個滿頭銀髮卻還留成背頭的老人，正從僅有的一張辦公桌後面站起身。
什麼都沒說，維克托急忙先站直身子，給老頭敬了個標準的軍禮，說道：“格奧爾吉·米哈伊洛維奇主席同志，打擾您了。”
沒辦法，這個保加利亞老頭的資歷實在是太老了，他在1902年的時候，便加入了保加利亞的社會民主工黨，曾經領導過保加利亞的革命，也曾經在柏林被納粹警察抓捕過，曾經震驚世界的柏林“國會縱火案”，就是他在法庭上揭露的真像。
老頭在1934年逃到蘇聯之後，就在斯大林同志的請託下，專門負責共產國際的工作，即便是在風波險惡的大清洗中，他都沒有受到影響。
“呵呵，過來坐，過來坐，”季米特洛夫站在辦公桌後面，一邊招着手一邊說道，“都是爲了工作，談不上什麼打擾。”
“是的，是的，”季米特洛夫已經六十歲了，由於早年革命中喫過不少苦，他本上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更加蒼老一些，而且，他已經有了明顯的帕金森症狀，左手總是在不停的打哆嗦。
“東西我已經爲你們準備好了，”他用哆哆嗦嗦的左手抹了抹桌案上那一摞足有半米高的檔案，說道，“只是最近這兩年裏，國際共運進入低潮，很多國家的黨組織都解散或是被鎮壓了，資料中的人還能找到多少，現在可不好說。”
“沒關係，更具體的情況我們會做甄別的，”維克托看了一眼那摞厚厚的檔案，微笑着說道。
共產國際是一個聯合，說得更具體一些，就是全世界各個國家共產黨、工人黨的聯合組織，組織中的各個黨組織團結在共產國際周圍，在很多事情都接受着共產國際的指導。
儘管最近兩年國際共運進入低潮，共產國際也面臨着解散的命運，但維克托真正看重的卻不是這些，他所看重的，是共產國際的人力資源，這對於搞情報工作的總參情報局來說，完全是一個巨大的寶藏。
其實，在搞情報工作方面，共產國際這樣的組織具有先天上的優勢，由於這個組織是由來自各個國家、地區的共產黨、工人黨所組成的，因此，其組織成員可以說是真正的分佈於五大洲衆多國家。不說別的，即便是在德國國內，雖然德國共產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都已經被納粹所取締，恩斯特·臺爾曼被捕，約恩·雪爾亡故，但轉入地下或是隱藏身份卻依舊與法西斯作鬥爭的黨員依舊多的很。再比如說在美國，由於戰爭爆發前的經濟危機，導致美國國內出現了大量立場傾向左翼的人士，而信仰共產主義且加入了共產國際的組織，也有三四個之多。
在維克托看來，這些人都是最好的發展對象，再加上他們都是當地人，有着本國人的身份，從事情報工作無疑具備最好的身份掩護，作爲總參情報局的新任負責人，他沒有理由不將這樣一股力量利用起來。
做好對外情報工作的難點是什麼？毫無疑問，最難之處就在於間諜的培養和招募。它與對內情報工作不同，對內情報工作的潛伏人員、反諜人員屬於特工，儘管他們需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但卻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培養。
而對外情報工作中的間諜，與特工是不同的兩個概念，間諜最重要的是潛伏，他不必懂的多少不同語言，也不用會開飛機坦克什麼的，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合理的身份，潛入某個特定的部門，爲上線的情報人員提供特定的情報。
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就是個普通人，可以是某個單位的職員，某個科研部門的科學家、研究人員，但不管怎麼樣，他們都必須具備一個周邊人都熟悉的身份，而這些東西，是無法靠人員培訓來實現的。
像理查德·佐爾格這種名震天下的間諜，他們的成名可不是因爲掌握了多少種技能，而是因爲他們的身份隱藏的足夠深。
初掌總參情報局的維克托，他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擴大情報局的海外情報網絡，而要想實現這個目標，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共產國際的成員名冊，直接在目標國尋找立場傾向左翼，同時具備特定身份的人。只要能夠將這些人，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吸納進情報局的間諜名錄，他所做出的成績就足以令總參謀部、國防人民委員部滿意了。
重新站起身，維克托將最上面那一份文件拿過來，翻開後簡單的看了看，問道：“主席同志，請問這些資料還有備份嗎？”
“沒有了，”季米特洛夫搖頭說道，“你知道的，類似這樣的資料是不允許留有備份的，這是我們的規定。”
“那就太好了，”維克托笑了笑，緊接着又問道，“那麼，我現在可以把它們帶走了嗎？”
季米特洛夫略一遲疑，約莫幾秒鐘後，他微微的嘆了口氣，說道：“當然，希望這些東西還能發揮一定的作用。”
“會的，主席同志，”維克托笑了笑，說道。